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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定位与阶级再生产：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化研究 石长慧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摘 要：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社会化过程中，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活，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 渴望摆脱农村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底层的结构位置。然而国家，农民工子弟学校和社区居民 却通过制度定位，市场定位和社会互动定位三种社会定位方式，堵塞了农民工子女向上社会 流动的路径，将其固定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并界定了他们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命运， 实现了阶级再生产。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可能为将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 关键词：社会定位 阶级再生产 农民工子女 社会化 一、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 普遍认为，农民工子女在价值系统、心理状态、社会角色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他们在城市环境中长大，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目标和期望；对于城市社会生活的渴 望以及对于城市的融入意愿更为强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从事城市白领职业，成为城 市人（史柏年等，2005 ；史秋霞、王毅杰，2009 ；石长慧，2010a ，2010b ）。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满足于地理上从农村到城市的横向移动，农民工子女 则要求在地位上从城市底层到中上层的垂直上升。因此，他们对于不平等更缺乏忍耐，在成 长过程中往往容易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平等 诉求，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隐患（赵树凯，2000 ；蒋达勇，2001 ；亨廷顿，2005 ）。 而另有学者则认为，移民二代本身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群体”，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特别是对待移民的相关政策和给予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的空间息息相关。如果面对的是隔离 与排斥的社会环境，移民二代可能会陷入越轨与犯罪的恶性循环；而如果面对的是自由竞争、 机会均等的社会体制，则移民二代也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与主流社会成功融合（秦晖， 2001 ）。根据此种观点可知，要探讨农民工子女群体将来的社会角色和可能采取的社会行为， 考察他们所面对的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环境，就显得十分必要。由此，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是，我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社会化）产生了何种影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于 2009 年 2 月至 6 月进入北京市朝阳区著名的农民工聚居区 ——“河南村”进行了田野研究，在新民ix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全职支教活 动，对学校初中二年级的 30 名ix12-18 岁的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同时，还访谈 了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的家长，社区中的本地、外地居民和政府官员等，以全面考察政 府、社区、学校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单位，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化主体对农民工子女社会 化的影响。 二、社会定位与阶级再生产 城市是农民工子女社会化的主要场域。城市在文化方面具有开放性，农民工子女在其中 开始了文化适应的过程，逐渐习得了所在城市的语言和文化活动（石长慧，2010c ），由此而 形成了如前文所述的对于城市价值体系的认同，以及对于融入城市的强烈渴望；然而由于我 325 国社会结构城乡分割的现实，城市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仍然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农民工子女（包 括农民工群体）在其中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Marshall ，1992；苏黛瑞，2009 ）。国家、 市场和社会没有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的良好社会环境和实现向上社会流 动的自由空间，反而将其限制在底层的社会位置上。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使用“社会定位”这一概念，来表示社会对个体在社会 关系网中位置和社会身份的确定。他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写道：“一种社会定位（需要） 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这种身份“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 （吉登斯，1998：161），而“社会定位的有关规则一般是具体规定了具有某一特定社会身份 或从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类别的人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吉登斯，1998：168）。从这一论述 可以看出，吉登斯是在确定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 ），明晰社会规范（social rules ）的意义 上，使用社会定位一词的。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社会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