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巴赫金思想与20世纪西方文论.docVIP

巴赫金思想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杜建 巴赫金思想仿似二十世纪的一本大百科全书，他对后来学术的影响的范围是不能够用某一既定学科和学术流派来完全涵盖的，可以说巴赫金的哲学思想、文艺学研究以及他的文学批评实践是涉及整个人文学科的。巴赫金的思想是和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的“语言学转向”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并没有成为这股大潮的助推器，巴赫金的角色更像一名具有先见之明的掌舵者，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并建构自己的思想。本文所谈的主要包括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的影响。 巴赫金思想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话 在专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巴赫金对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和批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和历时等这几对索绪尔所区分的著名语言学概念术语，巴赫金认为这些概念的辨析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误区，即只注重对语言系统内部结构和规律的共时性研究，而对语言的社会历史性却十分忽视。因此巴赫金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归为“抽象客观主义”，他并不是彻底反对索绪尔语言学将规律一致的语言内部结构作为研究客体，他反对的是不关心社会关系和具体话语的抽象封闭的纯语言学研究。在巴赫金看来，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符号，而并非索绪尔认为的语言是固定结构中的价值中立性元素，语言时时刻刻都在与社会和历史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语言的存在状态只能是“对话的”，是特定社会关系中每个个体的具体话语，语言也只能在与他者发生关系时产生出意义来。由于实际的社会语境和言语主体的复杂性，话语的意义总是以“多重音”的面貌出现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对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深远，所以俄国形式主义也将其研究重心置入文学的语言结构以及由之生成的文学形式上面去。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对象性选择是持肯定态度的，形式主义者一开始就将诗歌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用自己的方法建立了自己关于诗歌的理论体系。此外，形式主义对此前所盛行的只强调艺术的外部研究而忽视内部研究的“观念化方法”是一个挑战，它将艺术的材料、语言、形式、结构、体裁等因素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开创了文学研究上的科学化路径，无疑巴赫金是赞赏形式主义者们的创新精神的，“新的东西在其发展的早期，即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上，向来是表现为片面的极端的形式。”[1]形式主义者打破了庸俗社会学的狭隘性，重视语言的独立自主性。 然而此后的形式主义却在这些概念方法和推理前面裹足不前，对诗学结构的分析总是套用已经形成的诗歌理论。因此，形式主义者对诗歌语言的分析就表现为一种“材料美学”的特征，他们把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相对立，抹煞了其间的对话关系而将诗歌文本视为封闭的艺术结构。他们在建立诗歌理论时却舍弃了具体的表述形式和社会功能。而俄国形式主义者所提出的“陌生化”或“奇异化”也是基于对诗歌语言抽象性的研究上，陌生化的理论认为诗歌语言是玄奥的和晦涩的，是和日常生活语言相背离的，是对普通语言的一种反动，形式主义者的片面性和绝对性决定了他们文学理论的非社会化倾向。这种只是一味客观抽象的研究而没有鲜活的对话时巴赫金所不认可的。 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们的对话和论战所持的是一种取长补短，中肯批评的学术态度，由此也得到了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人的尊重，雅各布森还将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西方，随后出现的捷克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都受到了巴赫金学说的重要影响。 结构主义者们努力的目标是将文学作为一套自足的符号系统来对待，其结果就是将文学中的一切都形式化和非人格化，巴赫金反对结构主义的这种不及物的态度，他认为文本的意义生成和主体对话都是人格化的，文学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物化形态。结构主义者将主体封闭开来对来，然而殊不知文本的多主体性是在一种开放的对话关系中形成的。巴赫金这种开放的文本观是立足于文本的语言内部研究和文本的现实指向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对话。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这三者对于语言文本的内部研究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巴赫金对它们的批评也是贯通始终的。在批评的过程中，巴赫金秉持着一种对话的态度，吸收和沿用了它们的很多理论形态，这些都成为建构巴赫金自己的语言理论和文艺学方法论的宝贵材料。如巴赫金也重视语言和文本的“相对自主性”，对文本的形式、结构、语言等也做内部的诗学分析。但是巴赫金坚持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共时性和社会历史性的不可分割，根本没有脱离社会关系的纯粹文学语言，文本总是处于多重的对话关系之中，主体的感受和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文学成分。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在巴赫金这里得到了一种统一，生发出一种对话来。 巴赫金思想对于符号学的贡献 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和符号学思想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思想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符号学在法国的兴盛则要晚于五十年代，因此说巴赫金是一位具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