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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韩非治国理念之比较 【摘要】：德治与法治，作为特点鲜明的两种治国方略，在中国均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其利弊得失难以一言蔽之。通过德治与法治的相同之处与对立之点的比较，可以寻得古代中国典型重德与重法的儒家与法家的治国理念与践履实效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思考对于当今时代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韩非；德治；法治 　　 　　先秦诸子中，孔子讲德治，主张凭借人伦道德、内在修行、外在教化来治理国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使德治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主张。韩非讲法治，将法、术、势摆在首位，主张以刑罚威慑、外在管制治理国家。以德服天下与以法治天下，作为古代中国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和思想传统，对后世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正因如此，对此进行多方面对比分析，进而得出启示意义，就成为必要之举了。 　　　 一、主要相同之处 　　从外在形式看，德制与法治是迥然对立的，历代统治实践中。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相融并存，即使在明确张扬儒家德治的时候，还具有不可言说的另一面——暗里运用着法治主张。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既相互区别，彼此不可替代，又存在明显的相同之处。 　　1　二者的立言宗旨是相同的，追求着同一的目的：维护现行宗法等级秩序，为统治者提供有效的执政方略。孔子重德，主张修身，培养应有的德行。君臣、父子各有自己的德行，德治就是为了达到恪守各自的本分，循规蹈矩，彼此不得逾越。韩非主张法治。严明赏罚。但同样强调君臣、上下、妻妾、嫡庶之别，一切自有严格界限，各自都应安于本分，恪守已位。可见，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是儒、法共同遵守的宗旨，无论是追求理念的提出，还是追求操作层面的规定，其结果都是为巩固现行统治服务。 　　2　从理论特征看，两种主张均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呈现出相对完整的体系化样态，进而可以从理论上推出理想化的效用性。孔子和韩非都对自己为统治者提供的治国之术寄予无限厚望，坚定地认为，凭借自己的主张，完全能够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与困境，达到理想中的完美境地。儒家的扬善与法家的惩恶可谓殊途同归，指向了安定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因而均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注意与青睐，或明或暗地被采纳并应用。 　　 　　 二、主要对立之点 　　　1　理论前提不同：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对立 　　孔子德治学说的理论前提是人性善论。所谓仁义礼智，我固有之，非外在赋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而且，人还具有先天的“良知”道德品质，“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既然人生来性善，可以接受劝说和教化，那么，施行德治就是可行的，通过伦理劝谕可以达到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道德教化论就成了孔子德治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法家完全反对这一主张。并对性善论进行了详尽的批驳。认为人性本来自私又功利，“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韩非子·五蠹》)“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子的舆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匠人希望人死掉，原因在于利益使然，非人性之善恶。既然人天生自私，趋利弊害，就客观上为行使赏罚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人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原因在于“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固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应薄，固民争。”可见，人口、财富、社会关系等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观念品行也就自然随之而变化。况且，韩非认为，道德高尚的人是有限的，自觉为善者寡，惧罚远恶者众。既然人们并非自觉自愿为善而不为恶，就有必要以法治手段逼人弃恶从善。 　　2　理论核心不同：道德至上与法治至上的对立 　　儒家学说中，道德的作用被渲染到极致。孔子学说就是典型的道德决定论，德治是核心内容之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作为统治者，只有以德为政，民众才能像群星绕北斗那样拥戴统治者。具体地说，一是通过修身，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要靠教化手段，教而化之，以道德感化孜孜为利的小人，提高他们的德行。 而韩非针锋相对，认为德不如法，治国要靠刑罚手段，法的作用至高无上。“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可见，在韩非看来，奉法强弱，成了国之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法治，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即使尧舜也是如此，善于做君主的，只能行赏罚，去仁义，“无锤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