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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理性的缺陷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实证主义自命为启蒙理性的审判官，并确实意识到启蒙理性的缺陷，但是他们把启蒙理性所主张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片面化了。他们把一切科学活动简化为如何发现规律和进行预测的活动，把所有人类行为的目的简化为通过控制自然达到维持生存的目的，并在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名义下拒斥一切按照人类的崇高理念改造社会现实的主张。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是由于启蒙理性掉入到自己编织的工具理性之网中去；只有进行理性的批判，才能跳出启蒙的陷阱，完成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直至今天，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依然徘徊在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经验的实证主义之间。如何在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和克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革命精神之间寻求一个适度的平衡点，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启蒙理性 模仿 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 我们今天谈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时，一个标志性论断是：反形而上学是实证主义的目的，证实原则是实证主义用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从而达到反形而上学目的之手段。这一论断固然不错，但对于实证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形而上学的解说语意不详。形而上学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而导致实证主义要起来反对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条现在多少被人遗忘的途径是从实证主义产生之初的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的局势说起，从启蒙思潮陷入的困境说起。 以实证清凉启蒙思潮的狂燥 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源于对启蒙思潮的反思。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高举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大旗，反对宗教的蒙昧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推动社会变革。欧洲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体尝到了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从客观的进程看，英国的社会体制的过渡还算平稳，法国就不同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惨烈的社会动荡，暴力恐怖和内外战争。在整个欧洲，作为第三等级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拥有巨大财富的资本家与赤贫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受到封建领主和资本双重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农民暴动，是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实证主义思想家反思如下问题： 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主张人要用自己的理性作为审判一切的最终法官。但是为什么在这种理性思潮推动下发生的社会革命产生如此众多非理性的社会现象？究竟什么是理性？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理性来组织社会？ 启蒙思想家宣扬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但究竟什么是进步呢？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进步吗？还是人类历史要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按照可信赖的准则来衡量，才能谈得上进步？ 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的实现与人类社会发展水准的关系如何？离开了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能落实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吗？如果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的实现必须与社会发展状况相协调，那么应该怎样来调整人的社会关系呢？ 面对第一个问题，实证主义认为，理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误在于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认识不确切。理性的要义不仅仅是合理的推论，而且在于对理论的有效性和真假检验。启蒙思想家的许多社会理论听上去十分合理，但却无法检验。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并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说来论证他们的社会主张。其中较为流行的是：人生而自由平等，后来由于互相争斗、私有财产的出现等原因导致专制主义和社会不平等。因此，需要推翻专制政体，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实证主义者质问：你怎么知道人生而是自由平等的呢？你有什么证据说人由于互相争斗、私有财产等原因而导致人失去自由并变得不平等呢？你凭什么方法能证明人类社会将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呢？ 通过对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实证主义者发现它们之间有如下重大差别：自然科学探究自然现象间的规律或法则，这些规律或法则是能够被经验检验的，从而能够判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假和优劣。启蒙思想家关心的不是社会现象间的规律，而是他们信以为真的美好的社会理念。他们建立的社会理论虽然娓娓动听，虽然也有一步一步的推理，但是以虚构的假定和想当然的原理为依据，并从未提出去检验这些假定和原理的方式。因此，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依然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还没有达到科学理论的水准。 由于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论是不可检验的，因此当启蒙思想家要以理性作为最终法官来审判各种社会理论是时候，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下场；各派政治势力按照各自的利益来鼓吹各自偏好的理论，从而在理性名义下的社会改革不免沦为实质上非理性的血腥斗争。 为克服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和社会动荡，实证主义者希望使得社会理论从形而上学的学说上升为科学，这就要在社会理论中引入“实证的标准”：只有那些论述社会现象间的规律或法则并可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