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与音乐的融合--以古代东西方乐律计算的起源为例.ppt

数学与音乐的融合---古代中国与希腊乐律计算起源的比较研究 刘娅娅 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自公元前5~6世纪以来，世界多个文明圈的数学家和音乐家，都试图厘清音乐声音的本质，并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与音乐分析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得音乐与数学之间，呈现出一种密切的关联性。其中最典型的是古代中国和希腊。本文经过分析和比较，证明古代中国与希腊运用数学方法进行乐律计算，经历了不同的路径，虽然方法不同，但结果却是类似的。 在远古时期，无论东方或西方，声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与音乐学密切相关的。音乐与数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理论音乐学的律学当中。律学是从发声体的振动规律出发，研究乐音的数理关系。 对音乐声音本质的理解 物理涵义 人的感觉 物理涵义 音乐的三要素：音高，音强，音色。 弦乐器与弦振动： 管乐器与管内空气振动： 改变与频率相关的数值都会相应改变音高。古人所创制的各种管、弦乐器，他们的调音经验，都暗合于这个原理 。 人的感觉 “上古之音始于自然”，古人在最初的音乐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 若振动无规则，所产生的声音高度不定；或一时突发的音，高度难以捉摸，使人心烦的属于噪音。 振动极有规则，所生成的声音，高度一定，可令人心旷神怡的属于乐音。 人的感觉的科学化 所谓人的感觉的科学化，其实是指依据人的听觉神经反应，利用弦乐器（或管乐器）来决定乐音的谐应。古代人以感觉为基础，探索乐音产生的规律，就是所谓“以耳齐声”。其基础仍然是人的感觉，但已经是建立在对感觉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了。 后世，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的听觉也逐步纳入生物物理学的研究范围。据亥姆霍兹(1820-1892年)的研究，听觉神经，不仅对振动频率的绝对值非常灵敏，并且对两音的频率比，也能加以分辨。当此比很简单且为有理数时，二音的结合作用，由经验认为是协和的。所以音乐家在测定二音的距离（即音程），不取频率之差，而用频率之比，此比愈简单，协和愈完善。 问题的提出 前面的解释表明，无论何种表述方式，作为客观存在的乐音协和，其本质应该是一致的。 因此，在音乐理论创立初期，关于乐律的计算方法，虽然古代中国有三分损益法，古希腊有毕达哥拉斯的比例数及由此而生的五度相生法，形式不同，但结果非常类似。 也因此，导致学界在东西方乐律是否相互独立起源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 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发掘的音乐文物，及对其测音结果分析的基础之上。这个研究路径有一定的可取性。 但由于中国古代关于乐律计算的文字记载，与考古发掘出的乐器文物之间，在时间先后上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仅仅从文物分析其乐律计算方法，似有不足。 要进一步论证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制律方法在起源上的相互独立性，从其制律的动机差异，和其数学计算方法上的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应该是可考虑的另一条进路。 古代中国制律的动机 “礼”和“乐”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是否和谐健康的最有代表性的指标。 乐和才能政平，乐坏则可能表征了社会的没落甚至崩溃。 因此，制律，即寻找出和谐的乐音及其实现的途径，首先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正常和谐的目的，创建歌舞升平的盛世。 中国古代乐律计算的起源 最早概述乐律计算方法的文字记载 《国语·周语》，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曾问律于伶州鸠。伶州鸠将十二律的名称道明于周景王，并说：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 “均”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弦线式音高标准器（定律器）。均钟器的出现，为“以耳齐声”后乐律计算成为可能提供了现实基础。 “三”、“六”、“十二”与十二律的名称、音高标准器“均”的叙述同时出现的，体现了当时中国人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用数的关系来分析乐音协和的方法。 最早运用三分损益法计算五声音阶的记载《管子·地员篇》（公元前480年~前422年）说：“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是以生羽；有三分而去其乘，是以生角。” “先主一而三之”中说到的“主一”，在数学上，应是计数由一开始，在律学上，应包含两种意思：（1）用长度比表示五音时，凡五音之首，无论是何种律的音，取一作为其长度比；（2）求首音的律数时，也是以一为主，不过1 × 3=3，就是用“三”为制律之本。这与上面提到的“纪之以三”正好契合。 “四开以合九九”，“开”为“条陈”，则计算此数的程序如下：3×3× 3× 3=(3× 3) × (3× 3)=9×9=81 “三分而益之以一”，即( 1+1/3)=4/3=2×2/3列成算式，则为：1 × 3=33 × 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