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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中的增长动力优化 2013年01月15日10:48 来源：人民论坛（总第387期） 　　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换。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取决于我们能否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从短期增长动力来看，要实现从投资驱动、出口驱动为主转为消费驱动为主;从长期增长源泉来看，需实现从物质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创新能力驱动为主，也可以说是从物质资本推动的增长转向人力资本推动的增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词之差，却有深刻的意蕴。发展不同于增长，增长意味着国民财富量的扩张，而发展不仅需要财富总量的增加，并且要求经济效率的提升和人民福利的改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系统的变革，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发展战略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全面调整和优化。完成这一重大转型，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克服种种障碍和困难。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余波未平，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外需不足，出口不振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保增长与促转型的关系，在转型过程中保持当前经济平稳增长，并形成未来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是尤其需要认真研究、形成共识的问题。 　　转型的实质：增长动力结构转换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起伏跌宕的曲折过程。世纪之交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后期，我国备受通货紧缩、增长乏力之苦，宏观经济政策以保增长为导向。2002年出现转折，经济增长加速。当经济学界还在为经济是否过热争论不休之时，宏观政策已迅速转为压增长、控通胀。尽管如此，经济增长一路高歌，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2007年达到14.2%，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就在中央政府出重拳控制经济过热时，2008年突遇美国金融危机，全世界一片恐慌，不少人危言耸听，将这场危机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相比，甚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国宏观政策又如十年前一样发生180度大转弯，从压增长变为保增长。四万亿投资等调控政策随之出台，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重新回到10%以上，达到10.4%，而从2011年开始，增速逐季下滑，全年降到9.2%，2012年前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7%。国内外普遍认为中国的中速甚至低速增长时期已经到来。 　　当前我国增长速度放慢，固然有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是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是这由种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现有经济发展方式有三大特征：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成为中国式增长特征;二是倾斜式发展格局。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指导思想采取的选择式激励政策和渐进式改革方略，使得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未能形成，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平等权利未能实现，城乡、区域、行业、企业、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成为不争的事实;三是低价竞争的企业发展战略。“中国产品卖到哪里就便宜到哪里”世所公认，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案例越来越多，以至于发生西班牙烧毁中国鞋的暴力事件。支撑这种低价格的正是低工资、低地价等生产要素成本，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我国影响这么大?是因为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太大。为什么出口依存度大?因为国内产能过剩。为什么产能过剩?因为国内消费不足，“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在我国依然存在。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利益分配失衡，突出表现在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决定生产;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也反作用于生产。这是马克思反复阐明的思想。要解决分配失衡，消费不足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做文章。 　　回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前转型的特征。改革开放前30年，年均国民收入增长6%左右，并不算低。但始终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为指导思想，以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由片面强调积累，漠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大锅饭、铁饭碗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建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潜在的生产能力，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由此造成了潜在生产力与现实生产力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谓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制度红利，归根到底是这种未释放的生产潜力。改革开放后，破除了大锅饭、铁饭碗体制，把旧体制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而由于改革未到位，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为未来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因此，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换。这种转换可从两个层面把握：从短期增长动力来看，实现从投资驱动、出口驱动为主转为消费驱动为主;从长期增长源泉来看，实现从物质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创新能力驱动为主。而创新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因此也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