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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患关系 李秀珍 [案例] 去年1月9日，一名患者夏青(孕妇)得急性肠炎前往广州市某区医院门诊就诊，当晚住院留医观查治疗。 第二天，患者夏青认为病情好转便要求出院，医生为其开了处方药，胃乃安胶襄等三种药。出院的第二天，患者夏青服药后出现呕吐并晕倒现象，其家属便打120急救，并送到广州市某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某区医院开的处方药胃乃安胶襄等三种药属于孕妇慎服药品，死者家属认为医院存在过错，索赔10万元未果。当时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请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某区医院为了妥善解决问题，主动提出给予死者家属1万元的安抚费，但死者家属不同意，认为责任在医院。 几天后，数名死者亲友来到医院大厅闹事，再次提出要求该院赔偿死者家属10万元，否则将纠集人员到该院拉横幅、静座进行抗议。 [思考] 这就是可怕的“医闹”，令医患两败俱伤的“医闹”。据中国医师协会最近一次《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额达上百万元，平均每起赔付额为10.81万元。笔者从以下观点看到： （一）患者认为闹事图快捷 为何患者要“闹” ？难道没有正常规范的医疗维权渠道？ 耗不起——是患者家属的共同心声，“耗不起时间，耗不起金钱’’。 笔者在工作中了解到，多数患者选择“医闹” ，是出于无奈，更是出于弱者的惶恐。曾闹过“医闹” 的市民王先生说，大家都知道可以用法律途径来维权，但必须考虑到成本问题。有过医患纠纷经历的市民谭先生说：“即便做鉴定方几乎都是来自医学界。‘闹事’图的是快捷，能在短时间内向医院讨回自已的损失。” 有律师大胆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愈演愈烈的“医闹”，是普通患者在医疗诉讼之外寻求的另一种极端“救助”。 （二）医生觉得一闹就心慌 现在病人对医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信任度却越来越低。广州市某医院中医科陈主任介绍，在该院妇产科，有些患者从住院第一天起，就每天要求复印病历，以“保留证据”。无端被怀疑的医务人员感觉好委屈。 笔者在工作过程中感到：医患关系搞到如此之僵，感到很悲哀。有专家指出，“医闹”严重干扰了正常医疗工作，给医务人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人心惶惶之情况下，他们不再敢于实施一些风险性大的治疗方案，多采取保守治疗。这样会使得一些得疑难病症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患者。 （三）律师感到有法如无法 目前处理医疗纠纷有三条途径：协商、鉴定和诉讼。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体制比较健全，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原因在于医院和医生关系紧密，导致协调成功率低；医疗事故鉴定一般由各级医学会鉴定，患者或家属怀疑医学会和医院有暗箱操作，同样不信任；如要诉讼，成本很高，患者难以承受。正由于医疗纠纷诉讼的法律成本与法律效益严重不成比例，所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一般老百姓“消费”不起的——有法等于无法。 处理过医疗纠纷的某律师说，2002年国务院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找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目前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组成“医闹团体”少则10人，多则上百人。他们在“业务员”的召集下，在有“商机”的医院以“亲戚”的身份聚众静坐，拉横幅、堵大门、要求赔偿，如院方拒绝赔偿，“亲戚”则越来越多，不断到医院闹。“职业医闹”就此每人每天赚取10元至50元的报酬。 广州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儒亮认为，“医闹”是当前看病贵、看病难在民事医疗中的一个体现，有关部门应该对“医闹”做立法调研。现有的《医疗事故处条例》条例内容仍不够细化，应该进行修补，制定相应的细则和办法。 针对目前社会上“医闹”现象趋于严重的问题，为确保医疗场所的公共安全和医疗秩序，公安部门将加强与各大医院的联系。具悉有关部门正组织力量研究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处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机制的办法，论证立法的必要性，按照立法程序开展立法的相关工作。 （四）医患关系的德与怨 对于目前的医患关系，公众普遍认为已到了比较紧张的程度，如不改善可能出现“医者不敢行医、患者不敢就医”的情形。笔者认为，人们对医患关系紧张状况及性质的认知上存在误区。 从认识的角度看，医患关系紧张主要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患者一方多认为医生看病常多开药，开贵药，收红包，而不管病人的治疗效果；而医务人员一方则认为，患者就诊把钱看得比命还重，总想着少花钱，看好病，甚至看完病后再从医院捞一笔。基于这样的认识，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必然得。有一份在全国五省市30所医院的随机调查显示，患者对医院整体服务质量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