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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镜秘府论》的一些病犯研究① 卢盛江 (2011—6—10) (摘要) 《文镜秘府论》所载病犯中，重要的是声病，特别是永明至唐初的八病之说。声病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病犯。这些病犯，人们注意得不多，本文拟就其中的一些病犯作些分析。主要有忌讳、形 迹、傍突、翻语，落节、杂乱、相反，还有文赘病．这些病犯的提出，都有其特有的创作和文化背景， 有些则与与汉语语言语音的特殊性有关，有些是对文学技巧追求的规范化。创作上这些问题的提出，应 该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艺术的表现是千变万化的，艺术的美是丰富多彩的。复杂生动的诗歌创作， 化为机械的细则，化为条条框框，反过来可能束缚人们的创作力和想像力。 《文镜秘府论》所载病犯中，重要的是声病，特别是永明至唐初的八病之说。声病之外，还有其他 一些病犯。这些病犯，人们注意得不多，本文拟就其中的一些病犯作些分析。 《文镜秘府论》声病之外的病犯。忌讳、形迹、傍突、翻语是一类。 这～类，均属元兢“八病”。元兢提出“八病”，其中四种就是忌讳、形迹、傍突和翻语。崔融有形 迹、翻语之病，皎然有避忌之例。不过，皎然已是中唐前期了。这一类，都是避讳之病。忌讳是避讳， 形迹、傍突、翻语其实也是讲诗中内容要有所避讳。 早在南北朝时期，一些文学批评家论述文病，就注意到这类问题。刘勰《文心雕龙·指瑕》指出曹 植《武帝诔》“尊灵永蛰”，《明帝颂》“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拟于昆虫。这是比尊于微。 潘岳为哀文悲内兄而云“感口泽”，伤弱子，而云“心如疑”。这是以尊拟卑。崔瑗之袜李公，比行于黄 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这是失之于僭滥。刘勰指出反音取瑕的问题，只是没有举例。《金楼 子·杂记》谈及作诗评诗反语取瑕，举了不少例子。比如鲍照诗之“伐鼓”(反语“腐骨”)，任防评何 僧智诗“高厚”(反语“狗号”)。《颜氏家训·文章》篇有更多的关注，指出《吴均集》之《破镜赋》是 凶逆之兽为赋，粱世费旭诗“不知是耶非”，殷淫诗“飙扬云母舟”，前者不识其父(“耶”音“爷”)， 后者飘扬其母。而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 匹妇于考。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飞龙”，孙楚王《骠骑诔》 云“奄忽登遐”，显然都是轻重错谬。《颜氏家训》说，这些都“幸须避之”。他们是注意到了，文学创 作和批评，在这些地方要有所避讳。 忌讳、形迹、傍突和翻语等病犯，基本思想是从六朝来的。翻语即反语之病，以及鲍照诗“伐鼓” 反语犯病的例子，就直接取自六朝《金楼子》和《颜氏家训》。他们提出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其中意 义有涉于国家之忌。比如顾长康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他们说，“山崩”“海竭”，于国非 所宣言，这就是忌此讳病。另外，咏雨诗称乱声，、诉水诗云逆流，也应忌讳。与此相联系，龙、风之类 词也有避讳。如“何况双飞龙，羽翼纵当乖。”又云：“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另外，“侵天”，“干 天”应该也属这种情况。再一种情况，是其中意义有涉于不祥。“山崩”“海竭”也是不祥。但还有国家 之忌之外的不祥。比如，“佳城”或“佳山”，非为形迹坟埏，不可用。比如鲍明远诗“鸡鸣关吏起，伐 鼓早通晨”中的“伐鼓”，正言是佳词，反语为“腐骨”，则不祥。一种情况，有涉于亲老之尊。如周彦 伦诗：“二亩不足情，三冬俄已毕。”其中“二亩”，不论与“二父”(即父母)还是与“二母”(新母和 配偶之母)同音，都有涉其亲，句中意旨，都傍有所突触。 文学上讲忌讳，与社会上讲避讳有关。避讳是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关于避讳，清人赵翼《陔余 丛考》卷三十一“避讳”条就已有研究，后来学界有更多的研究。周广业有《经史避名汇考》，陈垣有 已经产生避讳，商代也有类似避讳的避名萌芽。商代从“微”开始，帝王以天干地支字为名，实其号。 帝王有名有号，号实是对名之避。《国语·晋语九》所载鲁昭公二十一年晋范献子聘于鲁，名其二讳， 可信为避讳改名之始。孔颖达注《左传-桓公六年》所说“讳始于周”是可信的。从现有史料看，先秦 文思想史》的研究成果 120 “伐鼓渊渊”。这些地方，人们不愿以辞害意，而情愿让病犯屈从于经典，屈从于诗意淋漓酣畅的表达。 初唐人们提出忌讳、形迹、傍突、翻语之类，基本思想来自六朝。文学上讲忌讳，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