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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家的疯狂： 梭伦是如何推翻“萨拉米法令”? 郑文龙 “在短时间内雅典人将看到我是如何疯狂， 当真理向所有人展现之时” 梭伦：《残篇》10 “‘这’就是疯狂，但只当我说它是才是，而不是你说了算。” E. M. Forster：Howards End 一．引言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照个别后世的记述，梭伦的城邦生活始于疯狂也终于疯狂！第一次是梭伦装疯卖傻，借此激励雅典民众出战从麦加拉手里夺回萨拉米，从而推翻了雅典城邦有关将动议主战的人处以极刑的禁令。第二次则是梭伦知悉庇西斯特拉图欲成为僭主的阴谋而以有点可笑的行为给予雅典人民警告，结果却被人们视为疯子。前一次是梭伦自己假装的疯狂，它的成功给予了梭伦荣誉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后一次则是由于其奇怪的行为而被人强加的论断，它的失败不仅宣示了梭伦此前的良治（eunomia）的核心精神被僭政摧毁了，同时也为他的城邦生活划上了句号。这两起政治事件构成了立法家梭伦整个政治生命的开端与终结。 一个位居希腊七贤之一的智慧者，一个在七贤中甚至人世间最有智慧的人，在其政治生涯的开端与终结都与疯狂为伴。此外，两个事件都与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有关。这无疑是个有趣现象。然而，在笔者所掌握的众多文献里，梭伦的疯狂背后的意义都没有受到重视，即使对此予以记载的一些作者（如普鲁塔克、拉尔修、Diodorus、西塞罗等等）也没有进一步论述。人们可以怀疑一些后世作家的记载的可靠性，然而毕竟梭伦本人留下的前引残篇明确提到自己的疯以及他期待的即将显明的“真理”，他曾“疯”了显然是历史事实，而且跟“真理”有关。那么，疯狂有意无意地出现在一个崇尚审慎、反对过度的智慧者身上，而其文化背景是一个从荷马到亚里斯多德都推崇理性、贬抑疯狂的古希腊文明，这是否牵涉到一个解读梭伦政治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亚里斯多德对梭伦的疯狂只字不提，但奇怪的是作为梭伦家族后裔并对其赞誉有加的柏拉图也没有提到。但是，起码在苏格拉底之世，人们还是经常背诵梭伦诗句的。这多少让人感到困惑，因为稍微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源起事件――苏格拉底之死――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其师之死与其先祖的疯狂有着某种联系：他们都犯过刑事罪，都为着“真理”面对着可能降临自己身上的城邦暴力――死亡，并以“高龄”与某种值得捍卫的价值――“真理”――联系起来而显得对死亡无惧。同样从两者当时面临的危险看来，我们都不得不认同知识(epistēmē)与城邦的意见、信念（doza）甚至法规（dogma）总是处在紧张中。然而，两者的不同在于梭伦懂得装疯卖傻。结果是苏格拉底死，梭伦则生，而且活得很好，在第一次疯狂后他就被任命为执政官，主持城邦的立法改革，而在最后一次疯狂后据说又再周游列国。备受苏格拉底之死所震惊的柏拉图为何没有看到祖辈的智慧？也许，梭伦一直存在于柏拉图的视野里，但是我们不得而知。在《菲多篇》244a-b，苏格拉底倒曾说过，至善也会通过疯狂降临我们身上，然而这却是神灵给予的礼物，可遇不可求。也许，苏格拉底在这里指的就包括梭伦。但是，结合柏拉图对疯狂的其他论述，我们却难以整合出一副整体的图景。然而，梭伦与苏格拉底之间的某种亲和力确实存在。因而，柏拉图对梭伦的疯狂的忽视耐人寻味。 本文将选取梭伦的第一次疯狂来进行剖析其疯狂背后的政治哲学涵义。笔者相信，第一次疯狂的意义将多少能为我们理解第二次疯狂提供一些线索。 让我们看看梭伦是如何为萨拉米“疯”的。 二．“萨拉米法令”与“疯子”高贵的谎言 故事很简单：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雅典与麦加拉为着萨拉米的归属权而进行战争。萨拉米是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岛，敌人可以轻易以萨拉米为跳板袭击阿提卡的海岸线，此外它对于雅典当时商业航道的开拓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后来梭伦制定法令禁止除了橄榄油以外的一切农产品出口看来，当时雅典城邦的粮食供给可能只能满足本地需求，甚至需要依赖海上贸易进口，这更使萨拉米航道具有战略安全意义。此外，约在前632年发生了库隆图谋僭政的事件，而库隆得到麦加拉僭主的支持，因此与麦加拉开战俨然含有排除僭政对雅典寡头政治的潜在威胁的象征意义。然而，由于某些原因，战事使得雅典城邦感到吃力，于是城邦权力机构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以任何形式鼓动重启旨在夺回萨拉米的战役者，将被处以极刑。在这苛刻的法令下，任何欲一洗耻辱的雅典人都噤若寒蝉。在这种情形下，梭伦故意先散布他失心疯狂的消息，然后一天他带着头盔突然出现在市集，并将早已写好的《萨拉米组诗》当着民众面前宣读，在疯狂的掩护下以诗人身份号召同胞再次拿起武器战斗。结果在民众（其中包括了庇西斯特拉图）的支持下，法令被取缔，梭伦被任命为战争指挥，而在其领导下雅典重夺萨拉米的主权。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他在雅典城邦的崇高地位并进而为其赢得执政官的职位。 在表面上看，要诠释梭伦在整个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是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