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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欧阳日辉1，徐光东2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000；2.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北京 10000）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不容忽视和令人激动的领域，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范式。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硬核的同时，不断修正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由于制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进步需要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或者说对各种方法论的兼收并蓄。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奥地利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充分整合现有各个流派制度分析的资源，将被新古典抽象掉的不确定性、无知、错误预期和法律与制度框架还原到现实中，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纲领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并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使经济学的潮流从政策建议转向了经济解释，这种转变引起了对经济现象的重新认识，对研究目的的重新确认，以及对效率含义的重新评价。由于关注范围的广阔和文献的庞杂，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别和异议，新制度经济学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统一的范式。因而适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从总体上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脉络和发展方向，成为一项迫切而有价值的工作。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科的努力，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始终。因此，当我们回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必须将视角推向历史的纵深。1．制度主义的先驱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39－40）。他们揭示出了运行中的经济，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的性质。而涂尔干和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起源（汪丁丁，2002：200－201）。特别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通则》中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制度发生和制度职能的科学，并给出了制度学的研究方法。孔德则保持了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并通过英格拉姆等英国历史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343－344）。1 理查德?琼斯在1833年的一篇演讲被霍奇森认为是制度主义方法论的源头（霍奇森，1984）。琼斯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般假设集合出发，推导出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原理，他们就是自欺欺人，而以这种方式得出的一般原理也缺乏一般性。因此，经济学家不应通过抽象和演绎获得结论，他们必须“看和观察”（Look and See），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最广泛的历史和统计研究上。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始于德国历史学派。老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反对将经济学作为狭隘定义和抽象演绎的政治经济学，而应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理学紧密联系，但其原理并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地点。作为青年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施莫勒用历史和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处理各种主题，拒绝推理的作用，仅仅坚持在无限的历史变动中的客观和记录下来的东西。熊彼特将施莫勒视为美国制度主义之父。由于无法提供指导和限制人类日活动的原理，历史主义是一口无泉之井（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211）。尽管与德国历史学派存在方法论上的著名争论，但在对制度研究的推动方面，奥地利学派功不可没。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制度的分析置于人类的有限知识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语境。奥地利学派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强调发生于历史性时间里和不确定环境中的无止境的试错过程。制度因素在奥地利范式中是至关重要的。在科尔奈在对制度范式进行的简单历史回顾中，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马克思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马克思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领域），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考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观点（科尔奈，2002）。诺思也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思1994：68）。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产权理论，为更好地理解经济过程做出了贡献（平乔维奇，1999：23）。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43）将弗赖堡学派也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弗赖堡学派的构造性原则包括私人产权、缔约自由、个人对其承诺和行动负责、开放的市场、稳定的货币和经济政策，这些原则应当以同样的程度应用于所有相互依赖的市场，从而保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2．老制度主义卢瑟福（1999：2－3）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