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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刻理解以人为本，才能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坚持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一、科学发展观与民本思想、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但又与它存在着实质上的区别。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以人为本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也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地位服务的。以人为本，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则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所谓“民本思想”，“是产生于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一种以民为立国之本的政治道德观念。它是与君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其实质仅仅要求握有国家权力的君主重视人民在立国安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达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目的。”肯定民众的价值，实现“重民”与“爱民”的统一。二、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在我国的文明史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有“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意识。“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其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见解，这当是现存的我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殷代有识见的统治者即已提出必须“重我民，无尽刘”，即敬爱民众，奉承民意，不要随意伤害民众。据《尚书#8226;盘庚》记载，其时商王“视民利用迁”，并向民众宣示：“用奉畜汝众”，就是说迁都迁邑是为了养育你们。商王朝的灭亡给后起的周初统治者以启示：要维持统治不唯敬天，还应勤勉政事，体恤民情。周武王克殷，访于箕子，请教治国之道，《尚书#8226;洪范》篇即为箕子向武王陈述之治国大法。文中条述了九种治国方略，一再提到对“庶民”利益的关顾和重视：“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到后来，周公进一步提出“保民”这一新的政治概念，尽管周公的这一思想在当时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但其中所孕育的民本思想的因子还是值得肯定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当时周王朝的统治濒于崩溃，诸侯征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苛政猛于虎”的局面，勤学善思的孔子从上古圣贤那里获得智慧，从社会现实中探索治国安民的良策，希望通过实行“仁政”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缓和统治阶级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并从人类久远的未来和命运着眼，构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社会。适齐，去鲁，至卫……在众弟子的陪伴下，孔子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周游列国、风雪走天涯的坎坷征程。孔子希图修己而治国平天下，渴求遇见一位如尧似禹的明君，能够让自己如同周公一般行仁政，倡德治，兴礼制，尊君，爱民，救世安邦。也许孔子曾经失望甚至绝望过，但他仍试图以自己的真诚感动出一位有天下之志的大有作为的君主。“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黄宗羲的话，或许正说出了孔子人格的魅力所在。 　　《荀子》一书有专门讨论政治问题的系列论文，即如何统治人民，如何安定国家，如何任用贤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1页[1][2]下一页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上一页[1][2]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