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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 《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论文集内容简介( 刘建丰 （一）国际经验中的重要教训 1.强化对金融犯罪的法律制裁，避免贪婪引发的金融不稳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美国金融部门为何变得无法无天且不稳定”一文中指出，虽然有许多诚实的人在华尔街工作，但作为一个整体，华尔街已经沦为犯罪和腐败的天堂。文章对金融犯罪的现状、手段、动机和机会作了系统分析并给出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 分散的股权和有限责任造成高管集权、董事会软弱的治理结构，公司高杠杆经营、政府救助和监管放松提供了金融犯罪的手段。高杠杆经营使股东的风险偏好超出社会最优水平，股票期权的薪酬制度则又使首席执行官（CEO）的风险偏好超过股东。企业的高杠杆与股票期权激励的结合使CEO将企业变成巨大的财富赌场。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利用存款保险制度吸收新存款来支付虚幻的利润和内部人的薪酬与奖金，破产时则由政府支付存款人而所有者卷着财富离开，很少有人被指控犯罪。金融犯罪的动机在于贪婪。基于股票期权的薪酬方案及其免税条款，以及社会对高薪的容忍和不择手段寻求成功的华尔街风气强化了贪婪的动机。CEO薪酬从20世纪80年代初工人平均收入的40倍飙升至90年代以来的数百倍。金融犯罪的机会来自华尔街高层管理者所面临的法律和政治环境。美国证监会受理的案子通常都以罚款了结，当事人无须承认或否认犯罪，这些罚金也只占公司非法盈利的很低比例。高管的金融渎职行为极少面临个人惩罚。这是因为选举捐款和流入政治家口袋的游说资金已成为华尔街—华盛顿关系的核心，人事安排则更强化了金融与政治的联系。华尔街高管能够在白宫和财政部担任重要职务，而政治家和政府职员也有机会任岗至金融监管部门或出任金融机构高管。 萨克斯总结华尔街教训后建议，金融市场化改革需要：控制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加强股东对高管薪酬方案的投票权并限定股票期权范围；提高个人所得的边际税率和加强个人连带责任的追究；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个人金融渎职行为的犯罪起诉和法律制裁；禁止受到高度监管的、享受政府存款保险或救助的金融机构及其高管展开游说或提供选举捐款。 2.富裕国家金融危机、政府破产及其相互加强的不稳定前景 在“避免金融发展的阴暗面：富裕国家系统缺乏审慎监管的问题”一文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彼得·布恩（Peter Boone）探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富裕国家大金融的崛起给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高风险。大型金融体系管理着支付系统，我们的保险、储蓄和退休养老金支付，对大多数个人来讲安全至关重要，但“人们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感觉可能是虚幻的” 。1970-2011年间80%的G20国家经历了系统性银行危机，危机后三年GDP累计下降28.6%，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平均增加14.6%，央行注入流动性达22%。连续不断的危机只能通过更多的政府债务融资进行救助，人口老龄化和缺乏平衡财政预算的激励进一步加大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金融体系与政府的高杠杆存在相互加强的不稳定趋势。作者揭示了富裕国家“末日周期”危机的爆发规律；分析了政府债务扩张与破产的可能性，及其最终引发金融体系系统性失灵的巨大风险。结论是：最近这次金融危机并非“百年一遇”，未来我们将面临更多、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 作者认为，发达国家要改弦易辙已非常困难，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可以延缓或避免类似动态趋势。两项基本政策是：通过移民或鼓励生育抵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变革目标短期化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更为直接的三项举措是：一是加强有利于资本充足型金融机构发展的政治平衡。更多发挥债权人在设定金融机构杠杆的成本和监督方面的作用；严格“不救市”法规，在使用公共资金前先进行债权人内部纾困；加强监管者队伍建设，对监管者与金融机构间的“旋转门”进行相应年限的从业限制。二是加强有利于稳定公共财政的政治平衡。实行财政的平衡预算规则和社保基金支出不能超过工资税收入的规定；实施有差别的国家养老金计划，通过财产测试只让最需要的人获得相应数额的养老金。三是提高金融与财政的透明度。建立类似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或英国的预算责任办公室，由德高望重的独立经济学家牵头，为预算提供独立于财政部的中长期前景分析。通过立法建立“宏观金融稳定委员会”，确保其每年的预算和获取所有金融信息的权力，加强对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整体金融体系的监督，监测和报告与系统性风险有关的事宜，评估救助项目成本，扮演类似国家审计署和公共举报人的角色。 3.金融市场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北欧四国的经验与启示 芬兰央行现任执行董事、剑桥大学前教授赛坡·杭卡坡佳（Seppo Honkapohja）为论文集撰写了“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