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得到了生物技术的租金.docVIP

谁得到了生物技术的租金？ 一、租金的获取 技术变革会引起社会福利的增加，从而这种变革也就能顺利地被社会所接受。然而，谁从增长的福利中获得的问题却更为复杂。因为福利的增长不需要受益于包括创新者在内的任何特殊的团体。所以，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利润分割完全依赖于财产所有权的存在方式，市场上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能力以及技术变革的效果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情况。而且，从动态的观点来看，发生技术变革的比率也可能受到创新者在创新过程中获取租金能力的影响。正如以前所指出的，从事非生物技术生产的私人创新者没有能力从研发投资中获取充足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对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研究大部分是由公共部门承担，而不是私人部门承担的一个主要原因。生物技术的出现已经使私人部门比以前更多地承担了这方面的研究。这种变化造成了租金的分割，其区别可以通过下图(生物技术的租金)来表示出来。 在变革之前，市场是处于均衡状态的，此时S1=D，价格为A，市场中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数量Q1。因为对创新者来说，获取任何利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假定存在一个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公共物品的增加，由于这种增加，供给曲线移动到了S2，在价格F和数量Q2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均衡。 市场上增加的福利等于H-B-C-E。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福利的增加没有考虑到由于新技术的需要而在研发中的公共投资。根据以前所提出的，对农业的研发投资具有较高的报酬率。在这种简单的模式中，仅由消费者和生产者来分割由于公共部门的变革所增加的福利。下面，对一个竞争的市场也作了同样的推测，消费者从技术变革中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好处。当价格从A下降到F时，消费者剩余增加了A-B-C-F。生产者是盈利还是亏损则取决于A-B-H(技术变革前的生产者剩余)和F-C-E(技术变革后的生产者剩余)的相对大小。如果面积F-C-E面积A-B-H，那么生产者就是技术变革的最终获利者。 当私人公司对变革拥有垄断权时，这种情况也能够在上图中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财产所有权的私人公司能够利用它的市场竞争力对与其合作变革的生产者抬高价格。在私人和公共创新中，如果非垄断供给价格没有区别的话，那么私人创新等同于公共创新并且在生产中不可能有其他的替代物；而成本的增加则反映在S2和S3之间的楔形面积。当市场上的供给曲线变成S3时，创新者在S3和S2之间的每一个单位的产出上会完全不同。当创新从公共向私人移动时就会导致福利的致命损失，其大小为MCK的面积。相反，则福利的增加是H-B-M-K-E的面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则是A-B-M-J(A-B-C-F)。生产者盈利或亏损取决于A-B-H和J-M-G的相对面积大小，创新者所获取的利润则是面积G-M-K-E。对于公共创新的情形，福利的变化中没有考虑创新的成本。如果没有缩减投入及其替代物，G-M-K-E将在创新者和其他投入者之间分享。莫斯奇尼和拉庞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明确处理由于创新而产生的利益。 农民敏感地意识到，现在他们不得不为过去被视为是“免费”的公共物品而付费了。关于这一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创新者大部分是大型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农民对垄断性的供给链的抵制有一段很久的历史，这种垄断性的供给链，如公路、粮食收购者、经理人等。例如，生物技术的供给者通常被当作在竞争行业中给广大分散的农民带来垄断威胁的最新证明。这个争论不是没有效果，从生物技术中获取租金的最有效的方法将是能够阻止农作物发芽的“终止”基因，“终止”基因能有效阻止储存部分农作物作为种子的可能性。“终止”基因是由Monsanto公司研发的，到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话题”了。转基因种子的供给商通过提出“技术使用协议”的方式，要求农民以不得保留任何农作物为种子作为购买的条件，来提高他们在创新过程中获取租金的能力，而这些合同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在美国，植物种植权已经存在一定的时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法庭开始把专利权拓展到更广阔的生命科学领域。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Diamond诉Chakrabarty案件中认定，通过人的参与而获得生物材料是可申请专利权的。现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已把植物的专利权用在了保护转基因作物上了，动物和其他非人的多细胞组织也能够获取专利权。 莫斯奇尼等人设计了一个模型来评价转基因大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这个模型包括了采取创新的国家(美国)、国外主要采用的地区(南美)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福利效应。他们通过1999年转基因大豆的采用率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消费者将获得由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40%，生产者为16%，创新者为44%。如果这种农作物在世界范围内完全被采用接受，这个模型对收益分配所作的估计比例是：消费者41%、生产者22%、创新者37%。尽管从理论上讲，创新者可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