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docVIP

论西部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 村民自治权的关系 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两者关系处理不好，要么就是村民自治流于形式，要么就是基层处于无序状态。为使两种权力达到良性互动，本人肤浅地谈以下几点认识： 一、正确处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的重要性 村民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所以尊重自治权就是尊重民主，尊重法治。为使乡人民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要正确认识它的重要性。 （一）是基层政府职能转型的需要 从我任乡长三年来看，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一些基层政府仍然穿新鞋走老路。不少基层政府一边在高喊村民自治，一边在沿袭过去的老办法，事无巨细地下指示、定任务、搞评比、换干部。这表现了行政权力的扩张性和传统制度的惯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治权利的行使。乡人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两者的权力从本源上讲，都是来自人民的授予，具有相同的宗旨。只是政府的权力是由宪法授予的，因而范围较广，更具刚性，且权责统一。而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是由组织成员依法通过章程授予的，因而仅限于内部事务的管理，强制力较低，且以服务为主，以群体意志为归依。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政府职能正在从全能型转向有限型，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从权力型转向责任型。村民自治组织的出现，既能帮助政府克服计划经济时代全能政府的种种弊端，又能提高村民群众的组织程度，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散乱，在政府与社会个体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二）是农村社会和谐的需要 农村社会和谐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政府的行政权与自治组织的自治权的良性互动。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推行，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将趋于缩减，服务职能趋于强化。政府的行政决策主要是通过自治组织来贯彻执行，国家的许多政策法令也要靠自治组织加以实施。只有将这两种权力从制度上划分清楚、配置到位、相互配合才能有农村治理的结构和谐。一方面要扩大基层民主，尊重自治权力；另一方面要强调政府的法定职能，严守行政权力的边界，使这两种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达成高度的契合。 （三）是农村发展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种力量及其制度模式构成我国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二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权，村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自己进行管理，按照民主的原则实行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两者产生了诸多矛盾，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而当前西部贫困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交通落后、土地分散、粗放经营效率低、公共卫生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等现状，急需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村民的民主创造性和主动性，并且需要国家负责任的引导和帮助绝不能将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变相转嫁于农民或压制村民自治运行。所以正确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和重要。 二、西部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现状分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此规定明确界定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实质上是村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关系在法律上的定位，他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但对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现状而言，现实中的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常常与法律法规存在着种种偏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行政权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干预 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频繁干预与过度控制，将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进行行政领导，布置各项任务并下达行政指令，从而将乡镇行政权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转嫁于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造成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空挡与错位。一般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乡镇行政对村民自治组织的人事控制。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对村民会议负责，乡镇政府无权任免，但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通过在村干部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实行对村的问接控制。例如在选举中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资格进行限制，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将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转变成乡镇政府的“代理人”，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角色错位。虽然便利了乡镇政府对村的管制和所属行政责任的完成，但往往造成村民心目中精英人物落选，压制了村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构想与向往，实质上是对村民自治权的一种剥夺。 第二，在日常事务中进行行政干预。在现行压力型体制下有时乡镇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委会进行“指导”，它还直接“领导”村委会；要村民完成乡镇政府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