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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中国政策科学研究的现状 　　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政策科学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着手进行这一领域的介绍、引进和研究工作。　　 1986年。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重大课题，促使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的提出，政策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经过15年的探索、 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从无到有、逐步成长。首先，政策科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批国家或省级政策科学研究项目相继完成、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问世，在西方政策科学理论的评介、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专题研究、实际政策研究经验的总结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学术交流日趋活跃，一批国外著名政策科学家先后来华讲学，全国性的政策科学研讨会已举行多届。其次，政策科学的学科建设也初具规模。在学术团体方面，已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政策科学学会或研究会：一个是以吴明愉为理事长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1992年)，另一个是以马洪为会长的中国政策科学学会(1994年)；一些省市也成立了政策科学学会。在教育培训方面，许多党校、高校相继开设政策科学方面的单科或系列课程，一些名牌大学已开始了政策分析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在1993年和1994年在行政学硕士点中设立政策分析方向)，这是政策科学在教学培训上的一个突破；在基金来源方面，自“七五”计划开始，国家、省以及大学的科研基金就将政策科学方面的课题列入资助范围，政府部门则更多地资助实际政策问题的研究；在产业化或应用方面，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始被应用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政策、方针的决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的研究和论证之中，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思想库或智囊团)开始发育并发挥作用。政策科学正在成长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新研究领域。 　　 但是，我国政策科学研究及教学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有不少薄弱环节亟待加强。例如，目前政策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不够，政策科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它可以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主要支持学科这一点并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和官员不知政策科学为何物，更谈不上对它的重视了；而作为一门需要学者和官员来共同研究的学科，如果它不能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应有的重视，要迅速发展并取得突破是不可想象的。又如，政策科学的体制化或学科组织化建设也存在诸多缺陷。迄今为止，国内的大学或社科院系统中，并没有独立的、成规模的政策科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出现；大学的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教育的进展缓慢，没有形成这方面教育培训的基地，既没有相应的本科生专业，也没有独立的研究生学位点（研究生专业目录名称上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政策分析”）；政策科学的基金来源不仅渠道少，而且资助的课题数量少，出版渠道也不太畅通，目前仍没有全国性的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专门学术杂志。然而，我国政策科学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目前我国政策科学理论的研究水平不高，许多政策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系统的探讨。尽管已有大批的论著问世，但是能融贯中西、特色鲜明、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寥寥无几，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并未确立起来。学术界对于西方政策科学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对西方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系统了解以及对它的最新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深入的批判、消化和吸收工作更无从谈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的政策策略理论的研究、中国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的探索、古今中外的政策研究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经验的总结等方面的工作也刚刚开始，在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政策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上还需下大功夫。因此，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积极探索并尽快形成一个既能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又能较好体现中国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特点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 　　 二、 公共政策与社会科学 　　 在公共政策的研究过程中，公共政策本身被视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个次级系统。作为一个次级系统或因子，公共政策既被视为—种自变量亦被视为一种因变量。当它是自变量的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它对政治系统及其功能的影响，是它对社会环境及其改变的影响；当它是因变量时，人们关注的则是政治系统和社会环境对政策形成过程的影响。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作为自变量和作为因变量的公共政策是在同一个政策过程中存在和变换的。因此，政策科学以政策的全过程为研究对象，其直接目的在于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