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2014高一教学论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中的江南学者.docVIP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2014高一教学论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中的江南学者 叶衍兰，叶恭绰祖孙二人，历时半个世纪，编者成此书。《合集》分两集，共收清代学者像三百七十一幅，第一集为叶兰台（衍兰）编者，每幅学者像都是叶衍兰根据所收辑的学着像“手自钩摹，凡废三十余年之力”而成，学者像背面手写精楷的传记，叶衍兰“参稽定稿所縻时日精力，不可胜数”（叶恭绰序），叶恭绰续编的第二集缺传记，称不上严格的像传。笔者统计《合集》第一集所收一百六十九人中，清代苏州府、太仓州、松江府、湖州府、嘉兴府、杭州府的学者共七十四人，占总数的十之四五。《合集》因为格于学者像搜集的限制，在有清一代的学者选取上，未必没有可议的地方（详后）。 笔者详稽《合集》第一集所收的江南学者传记，分析这十之四五的学者像传揭示了，清代江南文人与朝廷之间的近距离关系。 《清代学者像传合集》第一集所收江南学者分布表 各州府人数 州府所辖各县人数分布 苏州29 昆山3 长洲8 常熟6 吴江4 吴县7 昭文1 太仓14 嘉定7 镇洋2 县名不详5 松江2 华亭1 青浦1 湖州2 德清1 归安1 嘉兴8 秀水4 石门1 海盐2 桐乡1 杭州19 钱塘12 仁和4 海宁2 富阳1 一 自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南移，学术人文亦以南方为盛。理学和心学都肇端于南方，寖假至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文人所承担的文化负担至重。这样的后果，便是目击国变后的遗民情结。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这是对鼎革之际的文人生苦闷心绪原因的很好揭示。 昆山顾亭林（炎武）是明代遗民中最著名的一位（前人议论已多，此处从略）。长洲徐昭法（枋）相比顾亭林而言，就不那么有名了，但在当日，徐亦是“海内三遗民”之一。徐氏之父，在明未亡之时即殉难，徐氏原本是“泣欲从死”的，后严遵父亲遗言，一辈子“为农夫”。国变之后，徐氏便在家乡的天平山麓自筑“涧上草堂”，隐居余生。隐居生活极为贫困，到了寒冬还着盛夏的衣装，不能增添“一丝半缕”。愿意帮他的人很多，但徐氏极为倔强，只接受僧友的“世外清净食”。汤斌知苏州时，两次“徒步造门”，都不得见。传说徐氏隐居时，养有一驴，最通人性。先生每当短缺日需用品时，便将所作书画放到竹簏系于驴背，驴就会“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出一步”（城闉，城外的护门小城，即瓮城），城里的百姓都知道这是徐先生的驴，争相把日用品换竹簏中的书画。这个传说还被《清史稿》采纳。从传说中可以看出，徐氏虽是清苦，但仍不失高士的名节。 徐枋是明朝的举人，太仓州的吴梅村（伟业）则是明末的会元和榜眼。国变之前，吴梅村的仕途一路坎坷，差点下狱。国变之后，吴氏“号恸欲自缢”，被年迈的母亲劝阻。福王建立小朝廷后，他亦被封官，抱着归复故土的愿望去了南京，但不久即灰心，知道“天下事不可为”，又回家“杜门不通请谒”。清朝定鼎初期，有一阵子时严旨打击江南的绅权的离心力，朝廷在江南大兴刑狱时，吴梅村一直忧心忡忡“每东南狱起，常戄收者在门”，这样过了十年。后来为了保全双亲，不得已而“扶病入都”出仕清廷，非但晚节不保，而且被牵连进有名的江南奏销案中，“几至毁家”。吴氏临终自述，一生遭际，无时无刻不在忧难之中，尝尽辛苦，历尽忧危，“实为天下大苦人”。与徐、吴命运相似的还有常州的恽氏父子（见七二页）。 在新朝，也有江南文人仍是“苦人”。清初的丁酉科场案，牵连江南文人，《合集》亦收录两人：吴江吴汉槎（兆骞）和常熟孙赤崖（旸）。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起于江南士子对当年乡试发榜结果的不满，将贡院的匾额改为“卖完”，“京师内外哗然”。吴汉槎在“皇帝亲临，再行考试”中，“交白卷而出”。虽经多方托请，最后吴氏还是被遣戍宁古塔二十余年，后来还乡三年便死掉了。孙赤崖亦被遣戍塞外近三十年。清初吃官司的江南文人尚有，太仓孙松坪（致弥），长洲的义门先生（何焯），松江张得天（照），最后一位是从被“落职逮问论死”的惊险中被特赦的。 徐昭法对新朝是冷淡的，清廷针对这部分人有博学鸿词科去延揽（详后）。吴梅村得罪于“奏销案”，吴汉槎、孙赤崖得罪于“科场案”，吴、孙二人对新朝并不冷淡，但他们撞到清廷打压明季以来江南高涨的绅权政策上，其遭际折射出与清廷与江南文人的紧张。孙、何、张三人得罪后又复职，后两人还在上书房做过侍从，这三人的“苦”与国家变更以及清廷对江南的态度并无多大关系，在其得罪与复职之间，反而反映了部分江南文人已经受到清廷最高层的青睐和拉拢。 二 遗民都是及身而止，没有世袭的遗民。昆山徐健菴（乾学）是顾亭林的外甥，吴江的潘次耕（耒）是顾亭林的学生。徐、潘二人都仕清。清初开博学鸿词科，延揽文士词臣修书，《合集》中收录的博学鸿词科，有十人，江南占七人。除徐、潘二人外，尚有嘉兴府下辖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