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洗绿”的娱乐化电视.docVIP

亟待“洗绿”的娱乐化电视 一：被异化的电视娱乐 我们的时代正经历了深刻的蜕变和社会转型，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娱乐都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娱乐成为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娱乐化细胞无孔不入，于无声中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比如电视的娱乐化节目、足球的娱乐功能、网络游戏的狂欢化，营销传播娱乐、教育和政治领域的娱乐化话语表达，甚至西方“在电视上，宗教也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上帝充当陪角”。我们也正在告别“阐释时代”，进入了一个“电视时代”，也是一个“娱乐时代”。在这个其乐无穷的“躲躲猫”的世界里，一切都被“娱乐化”了。电视真人秀、综艺类等娱乐节目如火如荼，新闻娱乐化、纪录片娱乐化、谈话节目娱乐化、体育娱乐、红色经典被改编、历史被戏说……正如波滋曼指出：“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等等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也许，有一天，我们是否会进入这样的境地：到处是信息，却没有一点有用的信息；到处是娱乐，却没有真正的快乐。“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 正如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成了我们的生活一样，电视时代的娱乐精神也成了我们的鸦片，成了奴役我们的东西。 那么，当我们为这世界性的“娱乐化”之流欢呼、狂欢之时，娱乐之后的价值虚无、心灵空虚，电子传播带来的失重般的“轻舞飞扬”，让我们有些不寒而栗，我们不由得发出声声叩问：我们会如波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我国90年代以来，当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消费文化、大众文化、都市文化变得无处不在，社会出现分化、分层、多元，审美文化格局发生裂变，娱乐文化蓬勃兴起。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电视娱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娱乐观念由娱乐原罪化向娱乐无罪化转变；娱乐的层次由单一地重感官刺激过渡到内在情感的真实体验，再发展为生存和智力的博奕；娱乐的主体互动性、对话性、开放性在加深，娱乐的内涵与外延在拓展；娱乐经济由原来片面地注重“眼球经济”发展到重“影响力经济”和现在的“体验经济”……北大学者王一川认为，娱乐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逻辑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现代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娱乐文化的生产具备了坚实的物质手段。娱乐文化的兴起，更主要的是投合了人性中最本能的要求：娱乐，通过审美获得感性愉悦。事实上，娱乐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共有的特征。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不是天敌，恰恰相反，他们是密不可分的盟友，它向我们展示了价值共生和文化多元共存的全新图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娱乐，娱乐是潘多拉的魔盒，释放美好的同时也释放邪恶。我国娱乐化潮既带有转型时期媒介市场化、大众化的必然性，又带有媒介发展脱离的不正常竞争导致的特征——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麦克唐纳认为，大众文化是最好的消遣和最坏的文化，人们缺乏什么，它就提供什么，本质上来说它是消费和商业化的，从功能上说是娱乐的。经济学鼻祖斯密曾说：“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消费”。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水准的提高，甚至由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兴起，我国的精英文化、理想的乌托邦式的文化，正日益让位于一种大众的、世俗的、消费主义的文化。娱乐文化是依据文化的功能而建构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电视娱乐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消费，而不是一种文化创造。但是，正是在消费过程中，电视娱乐文化的各种功能才得以实现”。消费文化催生了各种话语，这些话语构想了一种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快感、欲望的个体。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对快乐的追求。正如沃尔夫所指出的，消费者不管买什么，都会在其中寻求“娱乐”的成分。消费娱乐、娱乐消费，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经济主题。娱乐经济、快乐经济的兴起正是得益于对娱乐和快乐的消费。人们通过文化消费、娱乐消费所获取的文化身份、自我认同及社会整合比其它形式更能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虚荣心和身体的审美快感体验。电视文化生产会吸纳一切有消费潜能和娱乐价值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的人际交往关系、我们的欲望和情感。电视娱乐十分善于通过他人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它“通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又透过所有其它消费者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电视以娱乐的名义，通过唤醒人类心中潜藏的本能欲望，使得以娱乐化生存为表征的消费文化风行天下。消费主义和娱乐是最佳拍挡，消费主义的密码是它善将物质消费转化为娱乐或意识形态的审美消费，二者胶合的结果是它尽可能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