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物权行为专题之一).docVIP

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物权行为专题之一) 处分行为概念起源 处分行为并非是立法上的概念，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在其立法上仅有“处分”一词，而无处分行为之明确含义。处分行为的概念主要由学说形成，后由德国司法实践所接受，进而影响大陆法德国支系的其他地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认为，“处分行为，指通过对既存权利设定、变更内容、转移或抛弃而直接对该权利发生作用的法律行为”。其含义是：首先，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其次，处分行为是使既存权利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处分行为与处分不同，前者是法律行为，后者既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行为。 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 与处分行为相对应的概念是负担行为。所谓负担行为，是指行为人为自己创设义务的行为，既可以是单方行为，也可以是双方行为。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别在于：第一，处分行为是减少行为人既有权利的法律行为，负担行为不影响既有权利，而只是增加行为人义务；第二，处分行为的效力以行为人有处分权为要件，而负担行为不以行为人的处分权为必要；第三，二者意思表示指向标的不同。处分行为指向的是既有权利，是当事人意思对既有权利的直接支配，负担行为指向的是负担人自身的行为，是当事人意思对自身行为支配。此为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区分的关键。 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主要联系在于，通常先有负担行为才有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处分行为的原因或基础关系，例如，所有权转让是通过交付这个处分行为完成的，而交付的原因则是买卖合同这个负担行为。当然，也有不以负担行为为原因而单独成立的处分行为，如所有权抛弃。另外，在承认无因性原则的条件下，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可能是相互分离的，如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不影响交付的效力，交付是否有效，有单独的评价标准，“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 处分行为主要为物权行为，例如，物权转让、所有权抛弃、他物权设定等等，也包括其他准物权行为，如债权让与、债务免除、抵销等。发生负担效果的法律行为主要是签定合同，也包括一些单方法律行为，如悬赏广告。 关于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区分的价值，依通常见解，主要有：（1）处分行为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要件，而负担行为则不需要，如出卖他人之物，处分行为（交付）需要他人追认，但买卖合同（负担行为）本身仍然有效，从而将买卖合同的效力解放出来，强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2）处分行为适用标的特定主义，即需要标的特定化，而负担行为不受此限，方便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一些有意义的约定，如在标的物尚未被控制或特定化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负担性交易，期货、楼花、远期买卖等，均属此情况。（3）物权行为采公示原则，将物权行为独立于负担行为，赋予物权变动事实以外观表现，维护交易安全。（4）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区分，有利于明晰法律关系，在法律效果上泾渭分明，易于掌握。 处分权与处分行为 所谓处分权，是指通过法律行为对既有权利进行转移、设定负担、变更或者抛弃的权利。处分权作为本权的核心权限或者全能，一般归属于本权人，经本权人同意也可以是本人以外的人。处分权要受到法律或者当事人约定的限制，违反法定限制的处分行为绝对无效，而违反意定限制的处分行为相对无效，既无效原则上不及于第三人。 负担行为不需要处分权，但处分行为则需要处分权，如果行为人的处分权欠缺或有瑕疵（无权处分），需经权利人追认方可生效。此为一般原则，但仍有例外，在善意取得制度中，第三人的善意可以替代处分权对于处分行为的作用，使有欠缺的处分行为获得圆满效力。善意取得也是一种处分行为，而且从本质上说是有瑕疵的处分行为，其之所以生效并非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交易安全由法律直接规定。善意取得制度是对处分行为理论的有益补充。 物权行为理论起源 物权行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的。[1] 但实际上，物权行为制度最早在罗马法中便已具有雏形。例如罗马法上交付要求当事人一方以移转所有权的意思，移交物件于另一方，才能移转所有权。而罗马法上的要式买卖也强调物权移转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在要式买卖契约中，不得附带条件、期限或负担。“这些制度都对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萨维尼也正是在总结和解释罗马法制度基础上创设了物权行为理论，并对德国法的民法物权体系乃至大陆法中物权法产生重大影响。”[2] 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确而言之，首先是债的设定，还包括债的消灭。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运用着。因而，交付也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有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据之确定彼此间法律关系。仅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