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到列维纳斯——兼论列维纳斯在欧洲哲学史上意义.doc

叶秀山《从康德到列维纳斯——兼论列维纳斯在欧洲哲学史上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4期 【内容提要】列维纳斯以“伦理学”为“形而上学”，对于欧洲哲学的传统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他却强调他的哲学源自柏拉图，近取康德，而与东方哲学传统无关。即使从表面上看，列维纳斯的立论已经和传统儒家思想相当接近，它们都是以“伦理”作为自己学问的基础。中国传统重伦理，而西方哲学重物理，这本是明显区别，几成常识；如今西方哲学家说，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形而上学”正是“伦理学”，则迫使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　　康德哲学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并未见逐渐淡化，相反的，在上个世纪，直至世纪末，居然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如今新世纪刚刚开始，围绕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回顾欧洲哲学前一阶段的发展，或许会有新的收获。　　康德哲学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有意义的问题?　　研究康德哲学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从历史的、社会的、逻辑的诸多方面，中西学者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也有很具哲学水准的大著作：我们的着眼点，则是探讨康德对于后来欧洲哲学的影响，这些影响集中表现在一些大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仅注意专门家的研究作品，而且更要注意后世的大哲学家是如何读康德，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康德的什么问题上。这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来说，就是把历史的研究和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一条途径。　　过去的哲学史的研究，常常认为康德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在于把欧洲哲学重心由“存在论”推向了“知识论”，这当然是有根据的。　　如果有哲学家的“原意”的话，康德自己当然是十分重视知识论的，他的“批判哲学”的转折点集中体现在他的第一部“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中，而这部书，集中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凡学哲学史的，都是很熟悉的：康德自称的在哲学知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由过去“主体”围绕“客观”转，转变为“客体”围着“主体”转，实际上正是把“存在论”转变为“知识论”。　　然而，这种“革命—转化”仍是限制在“传统—希腊哲学传统”的框架之内进行的。这个传统，无论“存在”或是“知识”，都是静观的、空间结构性的，可谓“知识几何学”。　　在这个框架内，康德的贡献在于寻求到“知识”的“先天的(a priori)”的根据，这个根据，不仅管了“概念”，而且管了“直观”，并通过“范畴”，把“感性直观”和“悟性概念”结合起来。　　“直观”也能归“先天”管起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感官的材料总是要由外面进来的，而外面这些材料是未经理性整理过的，是“杂多”，如何使这些杂多的材料进入“有序”的“知识王国”，则找到“直观”的“先天”根据就是关键性的一步。康德提出“时间”、“空间”作为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固然有牛顿学说的背景，但是把它们作为理性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引进哲学，仍是康德很大的贡献，其作用有如“上帝的一击”，使得“杂多”成为“有序”—“宇宙”，建立(创造)了一个“世界—王国”。此后康德知识论的任务，就是如何管理好这个知识的王国，凡进入这个王国的“子民—份子”，都要听命于“理性”的法令，都是“必然系列”的一些“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所谓哥白尼的革命，乃是把过去“法律围着子民转”改为“子民围着法律转”。进入这个王国的子民，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他的“表现”，至于这些子民到底“本身”是“什么”，知识的王国，则没有“权力”去追问。　　这样，康德知识论中就出现了“本体—物自体”和“现象—表象”的二元分裂。　　“本体”为什么“不可知”?因为它不为感官提供直观，也就是说，它不进入“时间”和“空间”，不受“时空”“直观先天形式”的“管理”，不遵守(或无关乎)知识王国的法令。遵守这个法律，一切都按照规则办事，一切都是“必然”的：而“本体—物自身”不遵守(或无关乎)这种法令，不按照这种法令办事，那么它就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　　于是，和“必然”相对应的“自由”，就成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另一支柱——这是他《实践理性批判》所着重论述的问题。　　康德的“自由”与一切感觉经验无涉，是理性摆脱一切感觉经验的纯粹的品质，没有这种品质，人类的一切道德伦理的善恶和责任义务，将化为乌有，一切都在“必然”的锁链中，道德伦理的问题将无由产生，因此，道德领域乃是完全不同于知识领域的“另类”。相对于“知识王国”来说，“自由王国”乃是“另一个”，乃是“他者”。　　然而这个“他者”在康德却是“自己—物自身—我自身”。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自身”乃是“知识—科学—经验”的“他者”，也就是说，“伦理学”乃是“知识论”的“他者”。这一点，康德哲学已经有了提示。　　知识的王国之所以是“必然的”，一方面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