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主体二元区隔及演化.pdfVIP

社会学研究 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 及其演化∗ 闵学勤 提要：本文利用 2008 年南京市 BX 区 10 个街道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 通过 SPSS 交叉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对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现象进行 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区自治主体呈现“以居委会为中心”和 “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两大群体，两群体在社区生活、自治理念及未来行 动方案上均表现出二元区隔的状态，双方的异质身份、文化目标、利益取向 等多方位的差异导致了区隔的形成。本文指出两大群体之间的弥合鸿沟需要 互相通力协作，同时政府的权力让渡、中介组织的培育及仿企业化机制的导 入等均有助于双方携手社区自治。 关键词：社区自治 社区内群体 社区外群体 二元区隔 198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此时正值城市社区管理机制的新一轮转型，社区自治不仅被适 时合法化地提出，居委会也当仁不让地成为集决策、议事、执行诸职 能于一身的社区自治主体。然而，经历 50 年风雨历程的居委会至今 基本未能改变政府管理终端的角色，并且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及政 府服务社会的不断精细化，居委会疲于应付行政事务，几乎无法回应 社区成员的需求，更无法满足最大限度地为社区成员增进利益的自治 取向，其自治主体的代表性和惟一性受到多方质疑。 按照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理论，社区无非是一种按共同体方式生 活的、自己满足的有机体（滕尼斯，1999）。与西方社区从地缘共同 体向精神共同体过渡的自治目标不同的是，中国城市社区首先是作为 行政共同体存在的，国家介入的痕迹随处可见，社区自治被模糊而又 合法地推向城市管理的前台，国家默认居委会以一种惯性的方式占据 ∗ 本文受到 2007国家社科基金南京大学预研项目“城市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研究”及民政部“关于 中国特色的新社区建设探索”项目的共同资助，深表感谢！ 1 社会学研究 了社区自治主体的空位。虽然西方一直都在反思 20 世纪社区衰退的 根源，并且通过城市邻里生活的转型、居民参与及社区功能的转变等 诸多经验研究证实，有必要对自然社区作适度的修正(Lee et al.，1984)， 但是中国城市社区行政化的出身，从一开始便让社区成员丧失了自治 的理念及机能，面对居委会以自治主体的身份背向社区居民为政府谋 事的现状，社区成员在艰难索取自治主权的路途中，不自觉地陷入二 元区隔的自治主体格局。 理论上，社区自治主体主要包括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 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他各 种中介组织（韦克难，2003 ）。由于居委会在管理形式上的一枝独秀， 以及挟带着政府赋予的各种行政权力，在社区内逐渐形成以居委会为 中心的圈内和圈外两大阵营，由此呼应了因社区参与、利益取向、邻 里互动和情感归属差异而出现的社区内部的阶层划分（Kusenbach ， 2008 ）。圈内成员，或称“社区内群体①”，除了居委会成员外，通常还 有一批社区积极分子紧邻居委会，她（他）们或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 志愿参与居委会的安保、卫生、调研等工作，帮助居委会组织各类社 区文体活动，或以临工的形式参与社区居委会的日常管理。居委会在 经费紧张、人员不足的情形下利用这些社区积极分子得以顺利地完成 政府交办的各项行政工作，为了维系这样的圈内共同体，居委会也以 少量的资源不定期地施恩于这些社区积极分子；圈外成员，或称“社区 外群体”，他们身为社区内成员，几乎不触碰居委会的任何事务，有些 连居委会在哪里都不知道，尤其是那些原本应成为社区管理精英的社 区中产阶层，除了其大多数还未萌生根本性的社区自治意念外，其精 英发起人的合法性及特权（Boyle Silver ，2005 ）因社区行政主导而 受到阻止，他们和社区其他普通居民一起游离在居委会之外，为避免 冲突，他们保留仅有的地域归属感（Etzioni ，1996），自我掌控着秩序， 成为与居委会共生且矛盾的平衡体。 城市异质性的存在及社区成员生活圈的差异，以及各自社会网络 的建构路径有别等都对这样的圈层区隔有助推作用(Guest Stamm， 1993)。随着房地产型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