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LJV论我国侦LJV查结构完善下.docVIP

试论我国侦查结构的完善下 　　四、我国侦查结构的选择及其特点 　　如果依据上述结构类型进行识别，那么我国侦查结构属于职权主义侦查结构。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严格地说，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不具有同等地位。因为侦查活动自始至终都由侦查机关主导，嫌疑人在侦查活动中行使的权利有限，所以无庸讳言地处于一种接受调查的相对被动的地位。我国的法官不具有签发司法令状的权限，检察机关出于监督职能，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批准逮捕权)，从而决定我国的侦查程序只存在实质上的双方，而没有诉讼意义上所要求的基本的三方主体。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 　　结构是一定实质内容的框架，尤其刑事诉讼结构代表着立法者关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构思，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范畴，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因此，人们根据自己国家的经济基础，对诉讼结构模式作出合乎自己国情的选择。从这个意义而言，刑事诉讼结构的这种属性也决定了侦查结构的属性。 　　侦查结构的选择还受传统的刑事诉讼文化的影响。所谓刑事诉讼文化，是指人们关于刑事诉讼的社会观念、历史习惯、理想信仰、思想学说，以及刑事诉讼的典章制度和机构设施。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深深制约着司法实践的运作机制和决策程序。它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欧洲，商品经济在古罗马奴隶制时期就有所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欧洲人从商品交换中认识到公平竞争的重要。这种古老的公平意识影响着欧洲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成为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抗争。因此，欧洲人在古罗马时代就懂得了诉讼的真正含义，并且习惯了讼争。然而在中国，以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政体为基石的中国传统诉讼文化是无法内生出植根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的现代诉讼制度的。自然经济的长期影响孕育出中国人“无讼”、“和为贵”的处世精神。于是，大量的纠纷是在家族内部解决的，只有家族内部解决不了的纠纷才告于官府，请求“当官为民做主”。这种讼争解决方式使中国人不太习惯于把自己当作讼争主体的积极抗争，而是在讼争面前信奉官府的权力，依赖官府的权力。只要能够解决纷争，赋予国家机关以更大的权力也不会引发国人的异议，能够引起人们异议的倒是将犯罪嫌疑人置于与国家机关的同等地位。官与民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封建等级观念的作用，但它造就了我国传统的诉讼格局：官府代表权力主体，居于讼争解决的主导地位;而庶民属于权力客体，处在讼争解决的从属位置。晚清以降，由于西方文明的导入，虽然传统的诉讼文化经受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变革和文化更新的种种冲击，但作为传统它不仅收藏在博物馆里的线装书中，而且深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正是诉讼文化传统曾经使人们产生过不能对被告人讲公正的偏激，同时也促使人们将正义理念聚集于刑事诉讼的抑恶扬善功能之中。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正在逐渐形成，国家本位不再被奉为绝对，个人权利在不断增强。随着我国的人权要求逐渐与国际接轨，在我国的侦查模式中也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如允许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加强了对侦查过程的法律监督，如设立立案监督制度。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犯罪在性质上日益严重、手段上日益智能化、数量上明显增加，这不仅加重了侦查机关的负担，使之常常出现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忽视了刑事程序的公正性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的倾向，也使得公众对维护现存经济、政治等制度及一般社会生活条件的需求愈加强烈，支持侦查机关继续把控制犯罪当作首要的任务，于是就有了公众普遍要求司法机关严厉打击、惩治犯罪的社会心理。这就产生了先进的诉讼制度与落后的观念性诉讼文化的冲突。 　　从外在形式上看，我国1979年在制定刑事诉讼法时借鉴了前苏联的立法体例，而前苏联的法律从历史渊源上说属于大陆法系，因此在诉讼模式上我国是较为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xxi]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并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吸收了一些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如无罪推定原则，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等，故而逐渐在形成自己的侦查结构特点： 　　1.侦查权的确立。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享有侦查权的主体主要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还有安全机关、军队保卫和监狱)，法院不享有侦查权。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有权直接实施各项具体的侦查行为。在侦查权的分配和侦查行为的实施方面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侦查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属于独立、平等互不隶属的两个机构，它们各自有权决定侦查中的具体措施，公安机关不受检察机关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