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主体立法比较 乔枫(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docVIP

非营利组织主体立法比较 乔枫（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本文考察了日本、德国、捷克、匈牙利、南非、芬兰、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及我国台湾、澳门关于非营利组织主体的立法情况，并将之与我国现行法规进行比较，期望提出有益的立法思路。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社团法人；财团法人　　随着全球NPO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所谓NPO ，就是指为公共目的而设立的，其利润不分配给其成员和管理人员的社会组织形态。NPO 研究的权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将NPO 的共同特征归结为：“①组织性，即这些机构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②私有性，即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与国家相分离；③非营利属性，即这些机构都不向他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④自治性，即这些机构都基本上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⑤自愿性，即这些机构的成员不是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这些机构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1]在如何处理政府与NPO 的关系问题上，各国表现不一，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愿意同NPO 合作，利用其潜在的巨大力量来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减轻政府的负担；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与NPO 的合作中受益非浅，如“玻利维亚社会突发事件基金会在1986—1991年期间通过基层支持组织获得1400万美元资金”[2]；非洲、东南亚某些欠发达国家政府则对NPO 组织抱持一种不信任态度，甚至予以打压，直接表现就是在法律上予以否认。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政局不稳、法治不倡，长年处在内政动荡状态中，政府惧怕民间社会力量甚至是公益性的社会力量，而这种政府对民众的不信任，又反过来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陷入了恶性循环。而我国在经济持续发展、政局稳定、追求法治的今天，政府对民间力量从事公益事业已经抱持一种支持的态度，从1986年允许欧洲NPO 进入中国，到1989年政府帮助成立中国扶贫基金会（FURC），都为NPO 的复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尤其在经历了“非典”之后，整个社会都意识到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还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然而从现实状况看，建国后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我国一直实行政府主导公益事业，民间力量没有参与。改革开放后，虽然民间经济力量兴起，但由于政府主导公益事业多年，民间公益意识落后。而政府主导公益事业又难与政绩脱钩，导致各种“公益摊派”的出现，进一步挫伤了民间经济力量本就不高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看，公益捐赠者在面对政府和各种基金会时，更是难以作出抉择，政府与民间公益团体争夺捐赠资源的情况早已存在，据有关统计，近40%的地方性基金会的基金未能达到规定的210万人民币的标准[3].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政府利用公益资金的效率如何？行政效率的低下会否造成公益资金的浪费？而现实又告诉我们，仅仅通过国家财政来兴办公益事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发展现实催促民间力量壮大，以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政府主导公益事业到社会主导公益事业的转变，使政府从直接参与到间接管理，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从法律的角度看，NPO 的主体形式往往采非营利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的形式，笔者就此考察了日本、德国、捷克、匈牙利、南非、芬兰、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及我国台湾、澳门关于非营利（公益）组织主体的立法情况，并将之与我国现行法规进行比较，期望提出有益的立法思路。　　一、关于NPO 主体的立法：　　要使民间力量积极地参与公益事业，首先就要确认其合法地位。在各国现行法律中，非营利组织的类型主要包括有：财团法人、非营利社团法人、社会团体、公法财团、其他NGO组织等。根据各国立法体例的不同，有的将其分散列入不同法律，有的将其合并归入统一法律进行规范，呈现出不同形式。　　1、各国立法例：　　（1）直接适用民法典：　　在法典法的地区，由于民法典中已经专门规定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直接适用传统民法上的“公益法人”制度，因而不再另行制订公益组织法。如德国民法及我国台湾民法、澳门民法等。　　（2）适用民法典的改良：　　尽管民法典已经有了“公益法人”制度，但为进一步促进非营利事业的开展，制订专门法。如《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2003年修正）》、《芬兰财团法（2001年修正）》，《爱沙尼亚财团法（2001年修正）》，《爱沙尼亚非营利社团法（2001年修正）》，这些都是对民法财团、社团制度的专门化、具体化规范。　　（3）制订统一的NPO 组织法：　　专门设立NPO 组织法，将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一并纳入，统一管理。如《捷克公益法人法（1995年修正）》、《南非1997年非营利组织法》（经《2000年非营利组织法修正法》修正）、《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非商业组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