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二语文汉语学习与应用课件：5.1《文言与言文脱节》（语文版选修）.pptVIP

文言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可能就已经有了加工。加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省略。古代书写工具笨拙，书写十分费劲，下笔省略，注重简洁，是必然的。另一种是美化。书面语要求写得整齐和优美。经过省略和美化的书面语，跟口语就有距离了。口语因时代而变化，变化比较快。书面语也因时代而变化，但变化慢得多。从甲骨文到今天三千多年，口语经过了多次重大的变化，而书面语的变化则相对地比较微小。书面语跟口语的距离越拉越大，文言成为完全不同于口语的另一种语言。学习文言，不仅要学汉字，还要学书面的人造古汉语，所以学习较困难。 四、相关知识 文言与白话 什么叫做“白话”？白话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也要加工吗？是的。有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是写共同语(普通话)，不写方言。方言也有书面语，那不是通用的书面语。另一方面是对口语要作语法修辞的规范化的加工。规范化的作用是扩大共同语的流通价值。白话不仅是“写”的，也是“说”的。写出来是“语体文”，说出来是“文体语”，写和说的统一就是“言文一致”。白话是汉族全民族和中国全国的现代通用语体。 文言除少数通俗文章外，一般只能看得懂，读出来是听不懂的。我们脑袋里储存的是现代汉语，不是古汉语。电视里常常朗读文言诗词而不配备字幕，观众听得莫名其妙。白话不仅能看得懂，读出来又能听得懂。所谓听得懂，当然是以文化和专业相同为条件。白话虽然经过加工，它的基础是现代口语，所以容易听懂。老百姓的口语好比是“粗制品”，书面的白话文章好比是“精制品”。 在汉语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都有所谓“白话”。张中行先生《文言与白话》(黑龙江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对白话的阐述较为中肯，谨摘要述如下： 白话是比较于文言而言的，没有文言，也就无所谓白话。最早的文言，应该跟当时的白话基本一致。甲骨文、金文、《尚书》之类，可能就是当时的口头语，被记录下来，即白话。但在后人看来，它们同时又是“文言”的始祖。 张中行先生认为，与“文言”相比较，“白话”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当然是词汇和句法方面的不同。白话里有大量的词，以及很多说法，是文言里不用的。 其二，是与作品有关的人群，阶层不同。这是就作者和读者说，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原因很简单，在旧时代人的眼里，文言和白话有雅俗之分，庙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车卖浆者只能用俗的。 其三，是发展变化的迟速不同。白话没有(文言)这样的定型性。原因很明显，是它要照口语写，口语变，它就不能不随着变。 其四，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如《西厢记》第一折张君瑞上场的道白，当然用的白话，可是里面却夹用了“本贯西洛人也”，“小生书剑飘零”。这是白中藏着一些文绉绉。 其五，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话则不然，虽然大多用所谓官话，却常常不能离开方言。 最后，还可以比理解的难易。现代白话与文言比，当然是文言难，白话容易。宋元以及更靠前的，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但又不可一概而论。宋元白话也是这样，即如“莫须有”，我们现在还在引用，究竟是什么意思？解说的人不只一位，直到吕叔湘先生解为“恐怕有”或“别是有”(《语文杂记》第二条)，像是才取得多数人的首肯。 《文言与白话》一书对白话给予分期：认为白话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两汉至隋唐之际；第二期，由唐宋到明清；第三期是现代白话，由“五四”前后起，下限当然不能预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 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