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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一家亲 作者：娄耀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信息法学会理事。 一、像 律师的文件资料多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其办公室通常不让外人进，除非朋友级的客户。有幸步入律师办公室的“朋友”会发现，在显著位置有时放着一张全家福。绿草、小溪、蓝天、欢笑的孩子、依偎的夫妻透露出一家亲的和睦。 然而，律师界太多的故事讲述了相反的事实。律师的家庭并不总象照片表露的那么和睦，而且其不稳定性往往高于法律共同体内的其他人，诸如立法人员、法学教师、法官、检察官等。 鉴于此，这张反映律师一家亲的照片就变得意味深长了。 二、熵 “熵”的概念出自物理学，后来被信息论和系统论借用，其是对不确定性的量度。在社会学上用来表征社会元素的混乱程度或不确定性，本文以其表征婚姻的不稳定性或家庭“乱”的程度：婚姻熵越大，婚姻越不稳定。 从法律上讲，婚姻是一个合同，结婚是签约仪式。婚姻合同包括两方面内容：在财产方面，婚姻是夫妻为繁衍后代设立的合伙组织（家庭），因此，如果没有约定，财产按照合伙共有对待；在人身方面，婚姻是肉体独占使用的相互许可合同，因此，通奸应当赔偿，赔偿的名目与其说是损失费不如说是违约金，因为通奸的一方违反了肉体独占出让的承诺。 从经济学上讲，结婚是一次人身和财产的交易，是在神圣爱情掩盖下发生的幸福感的等价交换。任何一方从对方获得的幸福感只有和自己提供给对方的幸福感均衡，婚姻才是稳定的。“幸福感”包括财富、社会地位、虚荣心的满足、被关怀的感觉、被理解和分享幽默的欣慰、性的满足等等因素。如果一方提供给对方的幸福感总是多于对方的回报，这一方就会觉得亏了，夫妻的天平就变得倾斜，婚姻熵开始增加。如果家庭合伙人（配偶）之间的幸福感收支显失公平，合伙组织（家庭）就可能解散，虽然清算(离婚)的成本巨大。既然追求幸福是生存的原始动力，那么，为追求幸福的入伙（结婚）和逃离不幸的退伙（离婚）就是基本人权。在老合伙人退伙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新合伙人的入伙（新合伙人在正式入伙之前被称为第三者）。这一过程看起来源于法律只允许家庭二人合伙（一夫一妻制），但清算的根本原因是老合伙人各自幸福感收支的长期不均衡。 按照上述理论，律师婚姻熵往往比其他法律工作者更大，这里有内因、外因和职业本身的原因。 内因是收入的增加带来可支配资源的扩大，从而导致创业阶段建立起的幸福感收支平衡被打破。在创业时期，律师与配偶间的幸福感收支均衡，两个人都能感到综合实力的门当户对。由于律师较能快速和稳定地致富，律师对幸福感的支付能力随其占有资源的扩大而增加，其幸福感支付能力的增加又导致其幸福需求的增加。这时，如果对方无法满足律师新增加的幸福需求，作为“剩余幸福感生产者”的律师，就会感到在原合伙组织（家庭）中不幸福，自然也就有了寻觅与其幸福支付能力相当的新合伙人的需求。因此，律师的婚姻熵增加。 外因是，人们控制资源的能力决定了其选择配偶的范围。比起其他职业，律师不但交际广泛，而且容易成名。随着名声的扩大和交际面的延伸，成功人士选择幸福交易主体的范围远远超过其创业时。于是，当初吃不到的天鹅，在律师成名后，会自投罗网。 另外，律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不相信旨在维持婚姻稳定的道德说教。这些说教在一般人看来，无法证伪即是真；而对于律师——以逻辑和说服为生存方式的群体，无法证真即是伪。艺术家通过各种作品来歌颂夫妻幸福感不均衡后白头偕老、生死与共的伟大，试图用道德束缚人沉重的肉身、用婚姻压抑人的本能，从而维持社会细胞（家庭）的稳定。然而，艺术家的意识形态化的说教是无法用逻辑证明的，其只能通过不厌其烦地重复和渲染来强化道德正确的天然性。但是律师只相信理性的推导，而非自称为“道德”的说教，无论其重复几百遍。由于职业习惯，律师的头脑已经被格式化成了权利、义务和责任，其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分拆成权利、义务和责任。律师对婚姻的解释（财产合伙和人身独占使用许可）之所以残酷，是因为权利义务本身就是残酷的。律师已经习惯了将温情脉脉的文学描写和道貌岸然的政治宣言撕碎，展示里面残酷的权利义务。律师必须首先是个明白人，然后才能教人明白。他不仅要透过美丽的神话和豪迈的誓言来发现义务和责任，而且时刻要将对方假定为准备违约的敌人提防着。这是律师的职业病。然而，如果说“明白”是智商的体现，那么“糊涂”则是一种境界。律师们越是具备了审时度势的智商，就越难学会置身度外的糊涂。明白人如果看透的太多，又达不到不争的境界，就显得自私自利、缺乏奉献精神，甚至奸诈。而婚姻恰恰需要糊涂、容忍和原谅，如果双方都太明白了，婚姻熵也就大了。 三、幌 既然比起其他法律工作者，律师的平均婚姻熵更大，那表面上看起来和谐融洽的一家亲照片就只能算一个幌。问题是，律师们挂出这个幌子，意欲何在？ 答案可以从这个幌子的挂法中寻觅。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