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施.docVIP

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初探 摘　要：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初具成效，但亦存在着诸多问题，并不能满足当前培训新型农民和职业化农民的需要，因此亟需创新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理论。在陕西杨凌示范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社区化教育的思想和虚拟培训组织理论以及成立农民职业教育非盈利性组织的视角出发，提出并构建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以期为培训新型农民和职业化农民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范式。 关键词：基地化培训模式；虚拟培训组织；职业化农民；非盈利性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已初具规模，政府上下联动促进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格局初步形成，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多元化和民营化不断发展，不同类型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正在形成，竞争与择优机制不断加强，农民职业教育重点日益突出，其效果也逐步显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模式日趋多样化，培训体系和能力建设逐渐得到重视。但是，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存在着多家参与、多条途径进行的现状，培训往往流于形式、培训效率低、效果差，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缺乏快速集成供给的能力和协调整合各类培训资源的机制[1]。农民职业教育供不应求与供求脱节的矛盾、教育培训形式相对单一、重复浪费现象在总体上仍然比较严重，培训单位很少关注培训效果及后期跟踪服务等等。另外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管理体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农民职业教育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仍比较滞后，没有独立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教育培训管理机构，也就无法推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必须在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现有观点梳理的基础上，在农民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二、杨凌示范区教育资源分析 杨凌示范区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区内拥有一所农业高等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所国家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一个职教中心、多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及5000多名农业科教专家。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成为发展涉农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础。同时，杨凌示范区省部共建的体制优势和示范带动功能定位等都为发展涉农职业教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在杨凌，现在已经形成了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等示范新区，并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技推广模式，在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新建了一批科技示范推广基地。2011年8月，全国现代农业科技创业孵化联盟在杨凌成立，这是首个全国性农业领域企业孵化的非营利性自主联盟，联盟发起单位42家，包括各类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专利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 目前，在杨凌示范区内初步形成了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为牵头单位，纵向上建立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相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横向上各教育机构充分发挥其特点和优势，举办各类涉农专业的特色教育，初步形成了高校、高职、中职、技校、职教中心相互支持配合的“五位一体”多元化办学结构。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农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不同，培训内容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如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村官培训工程”和“农业新科技推广工程”，依托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新型农民培训工程”等等。而杨凌示范区职教中心有近30年的办学历史，拥有现代化的解剖实验室、生化实验室、组织培养实验室、微机室、多媒体电教室等。既能开展学历教育，又能开展开展短期培训。从教师来源结构来看，示范区内农民职业教育的师资来源主要有三部分构成：高校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满足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农民职业教育需求。从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分担结构来看则由政府、学校和农民三部分来承担。 虽然杨凌示范区内职业教育资源丰富，有开展大规模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潜力，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农民职业教育体制不顺，条块分割，教育资源分散，各自为政，以营利为目的，管理松散，利益为先，协调乏力，培训与市场缺乏关联，投入不足，培训管理不完善等等问题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培训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杨凌素有中国的“农业硅谷”之称，但是多年来传统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和落后的科技推广体系却造成了许多新技术、新成果成了专家学者实验室里的展品、论文上高深的专有名词。新技术、新成果“灯下黑”、“走不出杨凌”的现象，一度成为“农业硅谷”杨凌的尴尬。因此亟需进一步整合示范区内各类教育资源，使之发挥集约优势，并在农民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三、构建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含义 所谓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即依托杨凌示范区内的资源优势，通过区域资源分析评价，并对示范区内各类教育培训资源进行整合，使其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