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docVIP

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还是“的问题’’ 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20104） [摘要] 在定性调查中究竟应该调查多少人，这个根源于“代表性” 的问题很现实却又是错向的。本文认为在质性研究的最主要形式“求异调查” 中，不是有没有、要不要“代表性” 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代表什么的问题。定性调查试图囊括的是“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追求的是对“研究主题的归纳程度”，而不是定量调查所要求的“代表性” (代表“总体中的全部个体”)。定性调查只要相对实现了“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就足以反映信息的整体质性，足以通过归纳来满足研究主题的需要，而绝不在于人数的多少。因此，对于定性调查而言，所谓“代表性” 其实是个伪问题，以此来衡量定性调查则是个误区。 [关键词] 定性调查；质性研究；扎根理论；代表性；理论抽样；持续对比法一、问题的提出 究竟访谈多少个人才好呢这样一个问题在以访谈为主要形式的定性调查的实施过程中，最令操作者困惑，是国内学术界论述最少的。 这个困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某些囿于定量调查的思维定势的人总是用总体与抽样来评价定性访谈，总是提出“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具有代表性”这样的错向问题，甚至主张必须加强定性调查的信度与效度。 其二，许多关于定性调查的论述则是反过来，只用一句“定性调查不追求代表性”就把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的核心问题给回避掉了，使得操作者不得要领。 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定性研究越来越重视，对其方法论的论述也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引起其他学科的重视，已经被运用于非常广阔的领域，例如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精神科、疾病预防、卫生服务、皮肤病、营养学)、心理学、教育学(外语教学、德育)、行为学、传播学、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工业设计、体育科学、旅游研究等众多的学科。但可惜的是，除了译著与少量的教材之外，我国学术界直接讨论定性调查操作方法的论文寥若晨星。其中直接涉及到应该访谈多少人这个问题的，只有一位学者的论文。在这一领域中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尚缺乏应有的论方法的意识，要么是高度抽象的方法论的研究，要么就是操作方法的缺乏分析的介绍。这又来源于研究方法论的学者往往缺少实地调查的丰富经验，而实际操作者又仍然处于用了再说的阶段，尚未领悟到其中的奥妙。这种方法论与操作方法之间的两张皮现象，很容易使我国方兴未艾的定性调查成为跛足巨人。 对质性研究／归纳法的描述是多种多样的。通常说它是“分析归纳” (Cressey，1953)、扎根理论(Glaser and Strauss，1967)或者“证伪法”(Kidder，1981：102—106)。其实国际学者对此已有精深论述。笔者先引用一段，然后展开自己的理解与论述。 这种定性研究是针对推进理论的发展而进行的(Singleton，1993)。它提供了概念与发现新的信息之间的拟合度的验证。同时它也允许理论上的概念通过调查中的实地研究而呈现实证性(MilesHuberman，1989)。 分析归纳法是由个案组成的系统，它以不断地证伪，对先前的解释进行检验和修正。它被一步步地验证，直到在其后的个案中，再也没有新的信息出现为止。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上最为推崇的定性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其主要框架包括“理论抽样” (边收集一边分析一边抽样) 和“持续对比法”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恰如Kathy Charmaz所概述的那样，它很好地回应了以下几个问题和质疑：(1)理论与研究之间的割裂；(2)质性研究只是定量研究的先遣；(3)质性研究的方法太过印象主义，没有规律，不成体系；(4)数据收集和分析相分离；(5)质性研究只适用于个案描述、呈现，而不能用于理论研究(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的“代表性” 质疑)。 然而，似乎也就于此裹足不前，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些问题上定性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几乎再无任何根本性的发展与突破，而它也始终没能正面地、积极有效地回应一直盘旋在质性研究天空的那片关于代表性质疑的阴霾。笔者认为主要症结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确立理论抽样的需求，具体又如何去操作才能找到研究主题需要的样本；二是如何确立“理论抽样”的下限，才能满足研究主题的需求，并满足所谓的“代表性”。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足点，也是本文提出“最大差异信息饱和法”以图解决的理论路径。 近半个世纪以来，“持续对比法” (CCM)在国际学术界日臻成熟。它在形式上与笔者所论述的“最大差异信息饱和法”息息相通。可是，CCM仅仅被应用于材料分析的过程之中，却始终没能发展应用到调查访谈阶段，也就无法上升到理论的进取，去超越“代表性” 的困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