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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权交易制度的构建 刘小春（江西理工大学 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2005年，浙江义乌市和东阳市进行的首起城市间水权交易,义乌市用2亿人民币,买下毗邻的东阳市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这一案例足以说明我国水市场和水权交易机制呼之欲出。建立水权交易制度，构建水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节水型社会就成为解决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水权 水权交易 水权交易制度 我国拥有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水系，河流密布大江南北，水资源总量排世界第六位，从总量上讲，我们国家算是水资源大国，但是我国却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在不远的将来，水将成为贵过石油的资源。 我国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只有通过合理规划水资源的分配，科学节水，提高用水效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水问题。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建设节水型社会就成为解决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一、水权、水资源所有权、水所有权的关系 关于水权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结合国内外水权管理的经验与实践，应将水权定义为权利人依法对地表水（surface water）和地下水（ground water）使用、收益的权利。[1]水权为一集合概念，它是汲水权、引水权、蓄水权、排水权、航运水权、竹木流放水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 水资源所有权是特定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在我国归国家所有。水权是从水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分享了后者中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而形成的权利。水所有权或者称具体水所有权，是已经引入特定民事主体的蓄引水设施或容器中的水所有权。水资源的客体是自然状态下的水资源，水权的客体是已经特定化的水资源。水所有权的客体是商品水，或者说是已经加入了物化劳动后的水资源。水权、水资源所有权、水所有权三者产生的逻辑顺序是：水资源所有权→水权→水所有权。 二、我国的水权交易及其缺陷 我国规模的水权交易案例，从最早东阳——义乌之间的水权交易,到甘肃张掖农民用水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再到宁蒙沿黄地区“投资节水，转让水权”的大规模、跨行业的水权交易，直到上级政府调控下的南水北调初始水权分配，水权交易对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益和缓解水供求矛盾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但是，水权交易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相关的制度规范还不完善。 一是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利界限不明晰。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水法》，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即我国法律上的水资源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但在实际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地方政府和流域组织却是事实上的水权所有者，从而造成法定所有权主体与事实所有权主体的不一致；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后，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了分离，然而《水法》没有具体规定国家如何行使所有权，也没有明确水资源费和水权交易收益是归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抑或两者按一定比例分享。二是使用权等他项水权不明晰。除水资源所有权外，现行水法对水资源使用权、收益权等他项水权的权利主体、权限范围和获取条件等都没有具体明确的界定，使用权等他项水权的模糊降低了水权的排他性和行使效率，极易引起各地区、部门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冲突，不利于水权的转让和交易。 首先，水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着水资源分配、调度以及取水许可论证等职责，常因技术、资金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保证取水权在不同行业、不同申请者之间的高效配置。其次，取水许可的调度原则相对模糊，接近于上游优先、生活用水优先原则，在水资源短缺时缺乏可预见的、灵活的调节机制，临时性的应急方案使得水资源使用权在水量、水质上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极易引起不同用水户之间的矛盾。再次，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水权获取、变更的登记公示，不利于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最后，取水权几乎不具有转让性和排他性。现行取水许可制度不仅对用户取水的起始时间、期限、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用水量、保证率、取水方式、节水措施、退水地点、污水处理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还赋予水事管理机构在地下水严重超采、由于自然原因使水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等情况下核减和限制许可水量的权利，这使得用水户的权利既难以转让，又面临着其他用水户和水事管理机构潜在的侵犯或干预。 长期以来，中国是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和管理水资源，强调水资源的公共性，极大地限制了水市场的发育。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加剧，借助市场方式配置水资源的客观需求日趋强烈，但相应的调节、监管手段尚未建立起来，从而给一些临时的、应急的、地下的、隐蔽的、非法的、变相的、非正式的水权交易或水市场提供了空间。例如，浙江舟山本岛水资源紧缺，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