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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欧伯罗依特 理想与现实– 追求的目标和改革的实施 (北京, 2006 年 12 月5 日) 谈及这个题目必须要清楚地了解德国和中国在改革进程上不同的初始 条件。至少有下列三个不同的区别： - 在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相当的完善。目前公民要有所付出， 他们也是这么感觉。而中国则虽然充满活力但是处于发展的初 期，如同德国在1945 年以后的情景一样。中国人现在几乎只有 获得。 - 在德国，由于宪法的规定，因此从原则上来看所有人的生活状况 都是同一品质，虽然前东德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社 会后果。而中国则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 两国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质的差距，而管理部门对 改革过程的影响极大。在德国，对改革的管理很可靠，有明确的 法规、监督机构和合理的等级制度来约束。 I. 改革政策的渐进主义或激进主义 改革这个概念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词义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在上世纪 狂热和大发展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它的词义是褒义的。当时的联邦 总理勃兰特无不傲慢地称：“我们才刚刚开始民主”。 这里所说的民 主是指现代化进程的巨变。今天这个内涵完全没有了。改革指的是整 顿、放弃习惯和既有东西、惶恐不安和恐惧未来。尽管人们原则上同 意改变有必要性的看法，但是改革这个概念目前是一个贬义词。 2 德国（不仅是德国）的公众舆论患上精神分裂症：同意抽象的改革概 念，一旦改革建议（或者说是整顿建议）变得具体，就变成反对。有 一个谚语准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请为我清洗毛皮，但不要将我打 湿！” 随着在过去五年里改革政策不断具体化，公众甚至不断拉开与改革的 距离。对这个现象有三个不同的假定：改革来得太迟，力度不大；改 革实施手段太差；改革偏离了预期设定的方向。 就第一个假定来说，尽管花费不少口舌功夫，但是改革措施的数量还 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说到第二个假设，在一些情况下本来要治理 财政难题，但这些难题反而被激化；对于第三个假设，人们展开了大 讨论，争论改革计划是否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改革计划 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平。重要的是要对改革和其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评 估，因为这关系到是否能够获得大多数人对坚定的地继续改革的认同。 大多数专家们对此评价悲观。他们认为，必要的改革不是来得太迟， 就是执行起来三心二意，这就是德国为什么没有充分挖掘潜力的原因。 政治家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有两个原因：1）进行广泛政治改革和 社会改革不受欢迎，会危险其执政地位；2 ）广泛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 革会引起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的冲突。我们在德国已经观察到党内的 冲突比政党之间的冲突带来的问题更大，因为在形成大联合政府之后 因改革政策而引起的政治争端已偃旗息鼓了。而党内对改革的争议依 然不绝于耳。政府发表声明称改革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实施。 成功的改革家们恰恰认为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彻底改革新西兰那届政 府的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爵士曾经写道：“改革成功的关键并不 是用缓慢和小步骤的战略。关键在于目标定义明确，要大步快速地向 前。否则的话利益集团就有时间准备好架势，让改革进程缓慢下来。” 速度太快也不行，因为一个改革计划要落实到实处需要好几年的时光。 其二，改革进程在达到目标之前不能停滞下来。“对于改革家们来说， 在反对派正忙于组织力量反对上一个改革措施的时候就要做出一个新 3 决策。这样总是比反对派多走一步。” 不要受到一种观点的诱惑，这 种观点认为将改革速度减慢可以提高对改革的接受程度。谁要是相信 了这种观点，谁就会走回头路，信誉扫地。要着眼于选举和选民让达 到广泛共识成为改革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那样的 话，决策就会失去质量和力度。在对妥协的赞扬声中你会忘记改革要 付出长期成本的代价和本来要解决的难题。 道格拉斯爵士上述的危言耸听决不是从一党专制的角度来做出的，他 而是从一个有各种各样表述自由和组织自由的开放多元化制度（也就 是要面对选民、利益集团、反对党和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论述上述观 点的。起码他面对的不是一个联合政府伙伴和一个联邦政体。 按照他的观点，改革的实施要建立在清晰定义的目标、实施速度快和 坚决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之上。 决策取得成绩才能达到共识。道格拉斯说：“不管是否开始遇到困难， 想要在任内取得成绩的政府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