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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以及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 1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持续了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不仅在所有转型经济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超过了东亚“四小龙”在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60-80年代）的增长记录。但是，在进入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以来，增长率却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参见图1）。于是，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维持它的增长格式，开始受到现有经济研究文献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张军2002a,b，Rawski, 2002, Qin and Song, 2002）。 尽管中国是一个体制转轨的经济，但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类似于新兴工业化战略的模式，并可定义为工业化推动型的（张军，2002b）。中国曾经有超过70%（现在为63%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是，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却不是农业部门（只有80年代初期是个例外），而是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扩张。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而来自农业部门的贡献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一个由制造业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驱动的。 因为制造业的这个角色，因此，同样与东亚经济的发展经历相类似的还包含贸易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极其重要性。尽管东亚经济在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与在中国的不同的模式，但是在出口促进和贸易扩张上，中国与东亚经济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今天，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均是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制造业部门的这个事实相联系着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80%为来料加工和制成品的出口，其中一多半来自于外商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外商资本大多数集中在制造业部门。 如果以上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所依赖的增长机制与早些时候的东亚经济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都是依赖快速的工业化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指出的只是，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与东亚经济增长机制的这个相似形在中国是以不断增长的区域极端化（即工业化不断朝东部和南部沿海集聚）过程而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与“东亚奇迹”在增长模式上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是不同的。 因此，从整体上说，关于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大量文献（例如，Young, 1993; Lau and Kim, 1992; Kim and Lau, 1996）虽然主要针对了东亚经济，但对我们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并关注增长的可持续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理论上，工业化类型的增长格式接近于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随着资本密度的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出现递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应该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只要资本的形成能够吸引并匹配更多的劳动，中国经济离开增长的“稳态”还将有相当长的距离，经济增长的空间还会很大。但是，我们的经验观察表明，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却发生了显著而快速地上升。这对于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资本密度的显著上升通常只是在经济的发展接近于实现充分就业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而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应该是一个常识。可见，这个提前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的背后是有体制上的原因的。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是一个需要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中才能得到较好解释的现象。 中国的投资体制的特征以及对中国资本形成的效率的影响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不过，正如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并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互竞争的结果（张军，2002a）。这样的投资体制造成了改革以来中国地方经济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的部门结构更加趋同而不是相反（Young, 2000）。总量的投资远远高于在一体化的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Qin and Song, 2002）。由于过度地投资，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从而赢利能力恶化）的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这些年来出现了持续而显著地下降趋势。过度的投资同时也减弱了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袁志刚主编，2002），制约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尽管有不少的文献揭示了中国投资体制的上述问题，不过，在现有的文献里，对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如资本形成率、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还缺乏系统的经验考察。本文的目的就是集中讨论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与资本形成的那些总量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投资的低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