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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23年），曾把垄断简单定义为“竞争的缺乏”。按照这种观点，对于垄断的各种看法或批评总是与各个作者对于竞争的具体认识相联系的。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垄断与现在教科书中常见的“完全竞争”是截然对立的。但是，遵循古典主义传统的现代学者们则抱怨，完全竞争这个概念忽略了竞争活动的过程，忽视了时间在竞争进程中的重要性，完全不考虑交易或信息的费用。 实际上，对于新古典主义来说，“完全竞争”意味着当交易费用碰巧为零时的完全分散经营。但是，现代批评家们则坚持认为，交易不可能没有费用。由于这种原因，竞争可以被认为是和那些用于应付时间因素，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制度不相矛盾的（德姆塞茨（Demsetz），1982年）。上述制度安排包括诸如搭配销售、纵向联合以及厂商之间关于不得低价转售商品的规定。这种定价行为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分散经营是不完全的。在古典的自由放任范例中，说的就是不完全的分散经营。因而，许多被新古典主义自动看作完全竞争的缺乏或者是垄断行为的现象，依照古典主义的传统却时常是被肯定的。 人们普遍认为，在历史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对垄断的攻击最为持久不懈和最具破坏力。斯密确实经常提到“垄断”，他是典型地按照18世纪的广义使用这个词，其中包含各种政治限制。现代意义的垄断，作为单一的不受竞争的厂商，则并非斯密惯常所指的。他最经常使用垄断这个名词，指享有法律保护的多厂商行业。比如，“法律给制靴商和制鞋商垄断的地位，不仅对我们的牧场主，而且对我们的鞣皮商都实行垄断”（斯密（1776年），1960年，第2卷，第153页）。同样，他对整个重商主义体系判定为垄断的：“确实，这种或那种的垄断，看来就是重商主义的唯一手段”（同上，第129页）。 李嘉图学派也更为关心一般的限制，特别是土地的有限供应。事实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在292页的篇幅中只有5页讨论了垄断，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长达1004页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只有2页涉及到垄断。在李嘉图学派之后，19世纪中叶达尔文哲学的发展只是支持了古典主义者对竞争必要性——即使并非其不可避免性——的重视。诚然，“现代的”和更为严格的垄断理论——指出均衡决定于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是由古诺（Cournot）早在1838年引进的，但很久以后，这一理论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美国，有关竞争和不完全分散经营的古典主义自由放任观点，至少到19世纪末仍很风行。当谢尔曼（Sherman）反托拉斯法于1890年通过时，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反对。例如，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 Ely, 1900年）尽管对广泛的政府干预一般持否定态度，但坚决反对“解散托拉斯”这种政治上有号召力的政策。19世纪80年代后期，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也曾担心反托拉斯法会使联营或托拉斯所能产生的效率优势损失掉。联营本身常常是形成足额资本和在经济周期萧条阶段应付灾难所必需的。当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西蒙·N·帕滕（Simon N. Patten）,戴维·A·韦尔斯（David A. Wells）和乔治·冈顿（George Gunton）也持类似的观点。冈顿认为，资本的集中并非把小生产者赶走，“而只是将他们并入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生产体系，使之能够更廉价地为共同体生产财富，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获得更多的收入。”有人说资本的集中会破坏竞争；这不是真的。相反地，“通过运用大额的资本，精良的机器设备，较好的设施，托拉斯的商品售价比单个公司要低”（冈顿，1888年，第385页）。 细想起来，随后的新古典学派观点是不同的：他们终于把垄断与它的对立极端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相比较。这种方法是从19世纪晚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对所谓垄断的社会成本作验证计量的阶段。最有影响的研究是由哈伯格（Harberger,1954年）所作的，他的基本论点可以用图1来概括。 假定长期平均成本对于厂商和行业都不变，并通过直线Mc=Ac来表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出将为Qc，在这位置上，Mc与需求曲线DD相交。如果卖方是一个垄断者，他可以生产Qm按价格P售出而获得最大利润。他的垄断利润不可用矩形ABCP表示。消费者盈余的损失则以梯形AECP计量。但是，ABCP表示的这个区域并非损失的福利，而只是财富从消费者转移到垄断者。社会整体由于垄断的净损失为“福利三角形”ABE，在图1中用字母W来表示。哈伯格作出一些很大的假定，特别是假定所有产业的边际成本（Mc）都不变，需求的价格弹性处处都等于1，然后估计美国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20年代的年福利损失为5900万美元。这个数字出奇地小，因为它只占那一时期美国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