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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检察约谈制度的基本问题 　　【摘要】预防职务犯罪检察约谈作为一项预防职务犯罪的创新之举，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是一种更具针对性和威慑力的预防措施。本文试从评价检察约谈制度的正当性入手，论证了检察约谈的理论依据、法律和政策依据，深入分析了检察约谈制度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检察机关为约谈主体的模式，明确和规范约谈的对象、内容、方式、程序及保障，确保检察约谈工作取得成效。 　　【关键词】 　　预防职务犯罪 　　检察约谈制度 　　约谈特征要素 　　一、检察约谈制度的正当性 　　预防职务犯罪检察约谈①，是指检察机关指派专人对需要约谈对象就其本人或单位存在的职务犯罪隐患，进行提醒、告诫的警示性谈话。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是检察预防制度创新的有益尝试。预防职务犯罪检察约谈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有着充分的理论、法律和政策依据。 　　1.检察约谈的理论依据 　　从广义层面讲，检察预防应当内蕴“防”和“治”两个方面，包括一切防止职务犯罪发生的措施及其活动和过程，是一种对职务犯罪的综合治理。检察机关开展检察约谈具有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一是从职务犯罪产生规律看，需要使职务犯罪“惩”“防”链条更加完整。犯罪主体走上犯罪道路，是由于它自身的某种因素与外界的某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可以控制的，因而犯罪的规模和趋势也可以通过预防活动予以控制。②当前对职务犯罪单纯使用教育、行政等预防方法，缺乏力度和实效，而惩治又是在犯罪对社会的实际危害已经发生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一般采取强制严厉的方法，往往对犯罪人的家庭、单位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检察约谈则是一种集教育、警示于一体的预防方式，能够增加预防的威慑力，又避免严厉惩治的“副作用”，承前“防”接后“惩”，促进惩防腐败“链条”的完整。二是从法律监督原理看，检察约谈也是一种检察监督方式。法律监督的意义在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基本含义上，包含了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既要惩治和纠正，也要防止或预防。③就是说，法律监督既包括对已经发生的错误、违法、犯罪的事后发现、纠正和补救，也包括对错误、违法、犯罪的事先检查、警示与防范。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本质要求。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作为法律实施的自我保障机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立法、执法、守法等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目的在于预防和消除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越轨、违法行为，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对轻微违法的公职人员进行预防性的检察约谈是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自然延伸，是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方式。 　　2.检察约谈的法律政策依据 　　一是法律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宪法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特别将“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法律监督是对法定权力行使的监督，着重于对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的公权力行使进行监督，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本质就是促进有关单位、部门完善制度、强化管理，保证权力运作正当合法。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开展约谈工作的职权基础。二是高检院有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21条规定：“对于典型职务犯罪案件，适时组织协调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派员介入案件的侦查、起诉活动，共同研究犯罪原因、手段和发案规律。”《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规定预防部门的职责包括“开展预防咨询和警示宣传教育”以及“处置预防工作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并明确规定“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在预防调查中，应当注意发现并依照规定作好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等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责分工试行办法》也规定：“预防部门负有对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线索收集、掌握和研究利用的职责。” 　　3.检察约谈的客观现实依据 　　一是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客观需要。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往往有一个蜕化的过程，因此要防微杜渐，高度重视“严密监督”在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从法律责任追究角度看，我国对腐败的惩治其实存在一块“空白带”，依据高检院规定，我国个人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标准为5000元以上，因此不足5000元的贪腐行为一般不会被追究刑责，而仅可能会受到纪检监察处理。但在廉洁度较高的新加坡，接受或赠予1元都算受贿或行贿。④因此我国建立检察约谈制度，是从法制方面对惩防腐败体系的一种完善，依靠防患于未然的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