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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马寅初税收思想研究 　　摘要：马寅初是近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在财政金融领域创见卓著，提出了对民国经济建设影响深远的税制改革建议。他的税制改革思想，既能符合学理，又能结合中国国情，为政府的理论界所重视。 　　关键词：马寅初；税收思想；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59-02 　　马寅初 （1882—1982），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北洋大学工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担任教授。并历任浙江省省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解放后历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等。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税收思想 　　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马寅初对当时的税制现状甚为不满，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想。他说：“现阶段之中国财政，本身尚无一个现代化的系统，一切措施，似以获取财政收入为唯一目的。不仅与现代租税原则不相吻合，即揆诸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亦殊多未合。古代经济思想，虽不发达，但于赋税一层，不无见地。儒家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皆主负担均而分配平，与现代租税之社会原则，若合符节。儒家又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是藏富于民之意，亦是培养税源之意，其思想与现代租税之经济原则，如出一辙。虽为现代学者所景从，但不为今日政府官吏所遵守。然历代当国者，颇受儒家思想之影响，恒以‘省刑罚，薄税敛’为治国急务。事实上，国君能与民休息，则享国日久。若征敛无度，必激起民变。此中隐隐然受租税原则之支配也”。[1] 　　接下来，他对税收制度提出了改进意见。他先强调税制改革的总体原则应该是“赋税应依纳税人的担税能力而征课，富人的担税能力大，所以应多纳赋税，是财政学上千古不废的原则。唯有把岁出的负担加在富人身上，才可以使富人感觉到庞大的支出于他们不利，必先使他们受了打击，方能逼他们与贫民打成一片，向政府要求平衡预算”。[2]对于改革的方向，他认为应该是“改良间接税即所以减轻贫民之赋税，增加遗产税、所得税、公司营业税等，以重富人之赋税。此为均富政策之一，且与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亦相符合”。[3]在此基础上，他首先对税收体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现行的划分地方税中对县税的规定太少，地方只能依靠开征附加税，不利于健全税制。“对于国地两税，.虽分别名目，极为详晰；但在地方税中，省与县之界限，未曾确定，故何者为省税，何者为县税，混合不清。影响所及，所有地方税源均为省方所有，县地方只有增设附加以分其余沥，或征收苛杂捐税以资挹注。因为依赖苛杂附加，不免横征暴敛，扰及闾阎。民十六、民十七两次国地收支划分标准案，虽放弃附加制，改为税源划分制，但以地方税并未划分省税与县税，县地方不得不以附加于省税的方式来筹款，故附加税适用之范围缩小，并未根本铲除”。[1] 　　马寅初还对具体税种进行论述。对于关税，他客观地指出尽管国民政府1928年名义上取得自主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时中国尚未实现真正的关税自主：“关税之征收，完全为财政目的，并不含有保护国内产业的作用在内。关税自主之后，依旧不能改观。在国家财政未辟新税源以前，放弃海关为纯粹税收机关之策略，当然不能贸然采用，勉强采用，殊属不智。但为保护国内产业起见，自不能不在税收与保护两者之间，权衡轻重，酌量兼顾”。然而，“修改税则，即在已获得自主权的今日，亦非中国片面可为之事，首先必须获得美国之谅解，且不得引起他国之报复运动，与国际关税壁垒之阻碍吾国出口贸易之发展”。最后，他指出：“吾国在今日仍滞留于自主过渡期间中，离完全自主时代尚远也”。[1]对于盐税，他说：“国人喜吃便宜之私盐也，但政府之税收减少矣。按盐税实为平民税，贫富之人所食之盐相等，富人不以其富有而多吃盐。故我以为盐价不宜太昂。欲使之低降，必须改良盐税、取消引界，实行自由买卖，勋盐价自平，私盐无从发生，税收自可增加”。[4] 对于当时讨论得很热的开征遗产税的提议，他表示赞成：“遗产税自表面观之，虽课及财产，但不妨害负税者经济能力增进之程度。遗产税以被继承人之遗产为课征对象，于继承人原有之经济能力并无损害。若继承人本身有累积资本之能力，对被继承人之遗产课税，有何妨害之可言？且课税非全部没收可比，未征去之一部分，尚足以增进继承人之能力。况政府征去之部分，若能投于生产事业，则死亡者之生产力，于不知不觉中转移于社会，其生产力之大，或驾凌死亡者而上之”。他还提到开征遗产税对于改变中国传统观念的作用，“我国之家族观念异常浓厚，富家子弟往往怠惰性成，其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