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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内容摘要：作为创新系统的新范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在世界范围内正广泛流行，但我国情境下的创新生态系统目前还没有形成。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行动者视角分析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类比生物学生态系统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点，并最终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各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型。笔者希望通过该模型的建立，为构建我国情境下和谐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打开新的视角。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 转译 动态循环 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综述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创新生态系统”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研究的层次也涉及到国家、区域、产业集群、企业等多个层面，提出的相关模型则同样是各式各样的。“创新生态系统”一词是在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04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国家的技术和创新领导地位取决于有活力的、动态的“创新生态系统”，而非机械的终端对终端的过程。 　　思科前CTO朱迪?埃斯特琳（2010）通过类比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将创新系统里的不同栖息者分为三大群落：研究、开发和应用，并由此提出一个创新生态系统模型。法国根据其政府战略规划，开展了名为“竞争极”的生态系统集群创新计划。类比于植物的结构特征构建了“竞争极”创新生态系统模型，以实现创新资源合理配置为目标的新兴工业政策，促进集群创新和增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德博拉?J?杰克逊（2012）认为：创新生态系统包括知识经济和商业经济两个经济体，他利用创新谱技术，建立了创新频谱模型，通过系统限制维持两个经济体的良性循环。尹艳冰等人（2010）从创新主体、创新运行机制和创新共生网络三方面构建了区域生态化技术创新体系框架。产业角度的模型构建主要有两种：傅羿芳等人（2004）以及王娜等人（2013）构造的模型是从内、外部环境条件对创新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表述的；张运生（2009）、余凌等人（2012）则是从企业为核心来构造模型的。张运生（2008）、孙冰等人（2011）以核心企业为主体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模型。从特别视角来构造模型的有：刘友金等人（2005）从生态重组的角度构建了物料流动的循环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结构；贺团涛和曾德明（2008）从知识视角构建了高科技企业知识创新生态系统DICE模型。 　　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等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是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行动者的缺失和失控都可能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王能能等，2009）。该理论以“广义对称性原则”为基准，以“行动者网络”、“转译”等为核心概念构建而成。 　　广义对称性原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它要求不仅在自然与社会、真理和谬误之间解释的对称性，而且在人类和非人类因素之间也要坚持解释的对称性。ANT引入了“行动者”这一核心概念，用来表示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所有起作用的因素。理论认为人和非人类因素（如政策等）都可以成为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的意愿需要通过代言人来表达，并用网络这个词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以同等的身份并入其中，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依赖于这些异质性要素的组合、联结和扩张（王春梅，2012）。拉图尔说过：“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孪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一方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也就是说，在科技创新的实践活动中，自然行动和社会行动一直在变换着角色，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都对行动者网络的构成有重要作用。本文所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就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各种相互作用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 　　行动者网络是通过转译的过程联结起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通过行动者之间进行转译的过程向前推进的。“转译”是指行动者通过商谈、翻译，将自己的问题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从而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共同的“行动者网络联盟”中来。转译过程包括问题化、权益化、摄入和动员四个基本环节。“问题化”是指行动者网络发起者―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主体，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得创新主体面临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从而使他们加入到自己的网络中来，这是建构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所在。“权益化”过程则是强化问题化过程中给行动者界定的角色，从而使得其他行动者被“招募”进来成为网络成员，而“动员”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