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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回流人口研究对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的启示 　　摘要：（中）摘要国内回流农民工研究方兴未艾，但是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本文从国外人口回流的经验事实出发，考察了国外学者在回流形成机制上从比较收益分析到多元化分析的转向，同时介绍了人口回流对于社会经济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层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中）关键词回流；农民工； 循环迁移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41-07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20；修订日期：2013-04-10（中）修回日期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正义视阈下农民工机会公平问题”（12CZX014）。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齐小兵（1985-），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正文自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用“农民工”一词来描述那些户籍在农村，但在当地或外地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以来，农民工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近30年的历史[1]。作为一个总量达25亿，辐射人口规模超过7亿的超级群体，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最终都会返回家乡定居，这个比例大概在70%～90%之间[2～4]。按照最低70%来计算，乘以中国现有外出务工农民工15863万这个基数，那么将有11亿多外出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 　　外出农民工具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假定中国外出农民工劳动寿命为18～45岁，每年大概有560万左右的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外出 　　按照农民工劳动年龄计算回流劳动力规模受到贺雪峰等著的《农民工返乡研究》的启发。。这个估算的数字仅是指那些因为年龄原因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出去的规模，如果加上那些怀揣打工“积累”希望在家乡发展的主动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这个数字将会更大。迄今为止，学界对于现有回流农民工的规模说法不一，但大部分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现有回流农民工占外出劳动力的比率大概在30%左右[5～8] 　　关于现有回流农民工的规模，赵耀辉的调查显示其占外出农民工的比率为38%；墨菲的调查其比率在36%；王文飞（Wang Wenfei）和范辛迪（Fan Cindy）的调查显示返乡比率为28%；白南生等的调查则为285%。。然而，尽管农民工回流的规模化趋势已经开始凸显，但关于回流农民工研究则显得太过缺乏，如金（King）所说，回流是一个未被写入迁移历史的伟大章节[9]。 　　尽管农民工及回流农民工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术语，但是我们也需要防止过分地将这个概念“特例化”[10]。虽然国外劳动力迁移并不存在户籍制度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然而，对于跨国劳动力的迁移研究表明，跨国迁移特别是非法劳工的跨国迁移，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流动方式与中国农民工几乎一致[11]。他们同样要忍受地域之间的制度歧视，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找到脏、险、累的工作，通过多年的英雄般的忍辱负重，然后回家安享晚年[12]。罗伯茨（Roberts）将中国国内的流动人口与从墨西哥迁移到美国的劳动力进行了对比后认为，两者存在着许多相似性：他们的流动都是自发的，存在着相似的迁移网络；他们都很难取得正式的法律承认的居住许可，大部分从事着出卖体力的非技术性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两者都存在着循环迁移的现象，他们尽量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以备最终返回家乡；另外，墨西哥采取与中国一样的土地与农业政策，土地不能被交易[13]。金、斯特拉坎（King and Strachan）通过对于从美国、澳大利亚回流到马耳他戈佐岛的劳动力的循环迁移过程的考察，认为跨国劳动力在其工作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的循环：年轻劳动者离开家乡到国外工作5年左右，然后返回家乡结婚，新婚夫妻继续离开家乡在国外工作10～15年左右，然后带着工作积蓄以及10岁左右的孩子回到家乡种田或者从事独立手工业以及小商品贸易[14]。事实上，只有在孩子的抚养方式上，中国农民工更倾向于委托给留守家中的老年人抚养之外，金与斯特拉坎对于跨国劳动力的生命历程的勾画几乎完全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相重合。 　　一级标题一、劳动力回流：国外的经验事实与理论 　　二级标题1国外人口回流的经验事实 　　根据吉麦尔赫（Gmelch）的定义，“回流”是指那些曾经迁移出去的人口又重新返回家乡定居。那些短暂返回家乡度假、探亲却并没有在家乡定居意愿的迁移人口并不能算作回流人口[15]。对于那些短暂返乡人口而言，返乡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过渡性的策略。他们很可能在比较返乡与外出之间的收益差异后重新选择二次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