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检讨与反思：分立与统一的视角.docVIP

对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检讨与反思：分立与统一的视角 　　摘 要： 　　随着 　　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在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主导下，统一型金融监管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种风潮，学界亦对之推崇备至，进而多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亦必须走一条以金融监管权力集中为导向的统一化道路。从理性角度来看，围绕权力展开的分业模式与统一模式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别，对一国而言，只存在一个适与不适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学理研究中，统一模式所引发的权力集中、大量私法公法化等风险，也不得不引起关注与重视。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制；权力配置 　　中图分类号： 　　DF4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5.08 　　金融危机不仅意味着经济的衰退，而且更意味着监管理念的变更、监管权力的重组与监管体制的再造。虽然2008年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其强烈的破坏力展现了其恶性的一面，但是在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其“善”的一面，因为在这场洗涤中，凯恩斯主义得以进一步巩固，以宏观审慎监管理念为导向的金融监管权力成功地进行了收缩与集中。当市场自由主义受到打压、国家干预理论乘势而兴以及因金融监管体制的严重滞后而将宏观审慎监管安排奉为金融创新的“绝对真理”时，激情之下的另一场风暴也在悄然积聚。很久以前，对于真理，约翰·密尔曾指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确定性的东西。真理难以获得，真理在谁的手中也难以确定。真理并不以赞同人数的多少来决定，它既可以在多数人手中，也可以在少数人手中。流行的意见从来就不是完全正确的，更不是真理的全部。”[1]因此，在这场整饬运动中，虽然统一化的金融监管体制调整已引领了时下的舆论潮流，但是在法治的精神下，对于这场权力组合之风，我们仍然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与冷静，因为毕竟历史揭示的现实是：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次次体制变革并没有阻挡下一次危机的到来，相反，来临的危机表现得更加猛烈与强劲。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类型与评价 　　（一）金融监管体制类型梳理 　　在学理上，体制指“被某些有规律的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赖的形式所联合起来的客体、观念或行为的集合。”[2]它主要关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被组织起来的机构是什么，以及其构成部分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在有效金融监管系统的构架中，金融监管体制属于顶层设计问题，特指金融监管职责和权力分配的方式、组织结构，主要包括由谁来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依据何种方式进行监管、由谁来对监管效果负责和如何承担责任等问题。虽然世界各国金融制度形成的历史、政治、法律、传统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金融监管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导致监管体制各有千秋，但是根据长期的实践，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种形式的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框架，以下对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梳理。 　　机构型监管体制，即按照金融机构的牌照类型及法律属性，如银行公司、证券公司、保证公司、期货公司等，分别设立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机构对各自的金融机构进行归口管理，各法定监管机构的监管高度专业化与分工化，其权力的边界只根据金融机构的性质划分，而不考虑所监管的金融机构是否从事跨行业的业务，即在体制设置与运转上严格遵循“分业设立与分业监管”的原则。 　　功能型监管体制，即作为对机构型监管体制的矫正，依据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属性，而不依其机构的性质来确定监管权力的归属，其产生的背景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日益扩大且已对传统的分业管理体制产生了严重挑战而导致大量的监管盲区。因此，“应当根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来规划金融监管体制，使金融监管更加具有连续性与一致性。”[3] 　　目标型监管体制或双峰型监管体制，以突出监管目标为重要特征。虽然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直接带动了金融监管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但是其主要目标不外乎二个：一是防范与遏制系统性风险，以确保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金融机构的机会冒险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切实保障中小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防止金融产品销售或服务提供出现循环的断裂。“该监管体制的思想基于所有金融中介和市场受到不止一个监管当局的影响，因此每个监管当局都为金融中介功能和活动的一个目标而不是所有目标负责。”[4]该类监管体制的目标主要凭借两个层次来实现，即通过审慎监管机构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及通过行为监管机构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时下，采取双峰型监管体制的代表性国家有澳大利亚和荷兰，如前者的金融监管体系由联邦监管委员会、联邦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五大机构组成。其中，澳大利亚审慎监管署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负主要监管责任，审慎监管署负责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并有义务就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事项与澳储备银行合作；储备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