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研究八十年.docVIP

《歧路灯》研究八十年 读者及学界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nbsp;nbsp;nbsp;nbsp;本文拟对本世纪20年代以来80年间《歧路灯》研究作一回顾，供《歧路灯》爱好者与研究者参考，并希望对《歧路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帮助。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1nbsp;nbsp;nbsp;nbsp;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其卷八著录《歧路灯》一则，引《阙名笔记》云：nbsp;nbsp;nbsp;nbsp;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nbsp;nbsp;nbsp;nbsp;这是本世纪见知的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谓“纯从《红楼梦》脱胎”，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其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刊行。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说考证》的材料。nbsp;nbsp;nbsp;nbsp;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杨懋生《序》及张青莲《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因此书中亥豕鲁鱼，随处可见，加之印数不多，流传仍是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nbsp;nbsp;nbsp;nbsp;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朱自清在文末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183;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1]nbsp;[2]nbsp;[3]nbsp;[4]nbsp;下一页 佚名的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