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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摘 要】本文以中美贸易、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基于Hummels的垂直专业化分析框架，以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作为贸易大三角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发展趋势。 　　【关键词】贸易；垂直专业化；垂直专业化测度 　　一、中美、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 　　自1996年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贸易总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自1996年的428.3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4465.82亿美元，总增长率为942.49%。 　　伴随着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差额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下图1可看出，中美两国贸易顺差增长趋势十分显著。自1996年的105.2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023.24亿美元，总增长率高达3123.81%。 　　与中美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相反，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东亚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大陆通过从东亚主要经济体进口产品，经过来料加工等方式，最终出口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上升。图2显示出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变化情况。 　　自1993年，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均呈现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并且这种贸易逆差正在不断扩大。1996-2001年，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收支呈现逆差，但是这种逆差状态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逆差的增长速度十分显著。在经历2008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暂减缓后，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恢复高速增长。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自2001年前后，自顺差转为逆差。从1996年至2001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收支处于顺差状态，并在2001年达到21.53亿美元。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贸易自顺差转为逆差，并且这种逆差的程度不断增大，从2002年的50.32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462.92亿美元。 　　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保持着稳固的增长趋势。除去2008年的暂时性反弹，1996-2011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每年均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由1996年的49.82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的797.86亿美元。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逆差，由1996年的133.7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898.00亿美元。台湾一直是大陆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根据数据计算，1996-2011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逆差额对中国大陆对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逆差总额的年均占比高达54.47%。因而，在东亚主要经济体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关系十分显著。 　　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相比，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趋势并不明显。在经历1996-2005年的贸易逆差增长后，2006-2011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度减小，直至2011年出现大幅反弹。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保持着高速增长的趋势，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经历快速的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两种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后者逆差总量甚至超过了前者顺差总量，如上图3显示。因而我们推测，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高速增长具有一部分东亚贸易逆差因素，即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顺差的高速增长。 　　二、贸易发展与垂直专业化 　　伴随贸易高速发展的现象，国际生产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趋势化，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分工的主要特点是各国在以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集中发展资本、技术乃至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而把一些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又出现了新特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趋向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即对同一种产品（最终产品）内部工序或零部件的分工，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之间的分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虑，产品生产过程被分解成若干阶段，并依据不同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源配置与整合。在这样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更加专业化于某一特定的生产阶段，经国际贸易途径在国家之间交换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实现生产、加工、装配等环节的有效衔接，从而带动中间产品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Feenstra（1988），Kei-MuYi（2003），Gossman与Helpman（2002，2004，2005）等学者把将这种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