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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势与组织分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西周的分封制，如同现代的家族企业；秦汉政府则如同国家垄断公司；州牧动摇了东汉帝国的根基，藩镇埋下了唐朝衰落的伏笔。亲情与利益的消长，组织与成员的冲突，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游牧民族的冲击 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历史大势与组织分合？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固然是小说家言，也有几分道理。作为管理者，则不能满足于看热闹，有必要弄清这个“大势”是怎样形成的，怎样运行的，分与合的机制是什么。读点历史，会发现中国古代国家组织的分与合，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 　　家族公司的分合 　　先秦时期的分合，以从西周到东周的变化为代表。西周开创之时，周族以原来在西垂岐山的区域经验，逐渐扩展到整个关中，灭商之后猛然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东方广大地区。这就好像一个快速成长的小公司，突然兼并了一个庞大却又老朽的巨型公司。所以，如何整合公司力量，实现大市场的有效管理，就需要费点周折。西周的办法是实行分封制，设立了大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子公司，从而使自己成为庞大的集团总部。周王为天下共主，周王的兄弟子孙、亲戚故旧，以及在兼并过程中的有功部族，先后被分封到各地开设分号，远至东南的吴，北方的燕，大大小小有史可查的封国不下几百，史籍不载的可能更多。例如，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和竹园沟发掘的 国墓地，就是史籍不载的一个小型异姓封国遗址，依据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人们才知道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家的来龙去脉。西周的组织架构，就是这样一种靠分封制联结起来的大型家族集团。 　　西周比较有名的封国，同姓的有晋、燕、吴、鲁、郑、卫等国，异姓者有齐、楚、宋、杞、陈等国。凡是同姓和功臣的诸侯，带上自己的家族，带上被统治的“殷民七族”或者“殷民九族”，在所封的地盘上展开自己的国家经营。封国与总部的关系，靠家族亲缘维持。封国多是周王的子弟，少量是对周室立有功劳的异姓，还有一些则是对历史遗存的承认和对惯例的遵循。由此，姬周分号遍天下，周王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 　　西周的这种分封制，非常像现代的家族企业。把整个组织凝结在一起的是亲情和族属，所以其国家的组织原则也就是“亲贵合一”；但即便是父子之亲也会有利益冲突，使这种组织产生裂变的破坏性力量就是利益分化。封国同王室之间，少不了互相支持和协助，尤其是出征打仗，这种部族协同对外会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然而，亲情之间的不计得失，不算成本，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是极为可怕的腐蚀剂。占便宜的事情都好说，而吃亏的事情即便是一家人也难免不情愿。任何家族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这种亲情与利益冲突的困扰。从逻辑上讲，只有在各个封国都有利可图，联合起来会有“帕累托改进”时，这种亲情关系才是可靠有效的。在西周早期，不同封国之间多数没有接壤，或者虽然接壤却在诸侯之间存在着游刃有余的回旋空间，封国之间能够优势互补，所以能够相安无事。随着各封国的版图扩展，尤其是土地和民众的争夺，封国开始有了矛盾，而且还会不断扩大冲突。于是，随着总部与封国关系的不断淡化，封国与封国之间的争夺也日益激烈。到了东周，总部只剩了个空架子，封国谁有实力谁就能号令诸侯，所谓“尊王攘夷”，“尊王”是合法性的招牌，“攘夷”是号令他国的威权，大家族公司的解体就势在必然。对这种家族公司发展命运的评价，绝不能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妄加指责，抨击周初的制度框架。对于起步阶段来说，周初的分封安排是极为明智的。后来的变化，既不能由周初的武王周公诸君负责，也不能说是成王以后的统治失误，而是家族组织的自然演化结果。在古代的条件下，凡是家族企业，最终都逃不脱分门立户的命运，只不过是早与迟而已。也就是说，从组织进化的角度看，利益关系迟早会胜过亲情关系。从周王的天下共主到战国的七雄并立，走完了这一进程。正因为如此，所以春秋战国的先贤才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感慨，再向后，民间干脆形成了“富不过三代”的大白话趋势判断。不妨大胆一点可以说，即便在今天，再好的家族企业，也会在三五代之后而生机渐失，走上分家道路。能够传承三五代以上并且生机勃勃的家族企业，肯定只剩下家族躯壳而其性质已经转变为社会公共企业。 　　国家垄断公司的分合 　　战国七雄的竞争，不是遵循市场交易原则，而是遵循暴力征服原则。群雄并起，竞争的社会成本就太高，于是，实现大一统，垄断所有资源就是最划算的，由此中国进入了秦汉时代。如果把西周比作家族公司，那么秦汉就变成了国家垄断公司。这种国家垄断公司的走势，取决于公司的收益分配。秦朝不能善待基层黎庶，迷信当初打天下的暴力，高压之下带来的是大泽乡的反抗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祖龙死而地分”的诅咒，自下而上的暴力反作用，使这个国家垄断公司进入重组，借壳上市，刘邦乘势调整了公司的运营规则，以“约法三章”的高姿态继承了秦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