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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摘 要 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是在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但却没有设置与对抗制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不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效率的价值目标。为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刑事诉讼立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探讨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对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刑事诉讼 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当事人 　　作者简介：黄成纲，泰州公安局警务保障处综合科科长，江苏省委党校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4-170-02 　　一、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1.有利于促进控辩平等，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许多国家都对司法权力作出了一定限制，同时亦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别权利以弥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力的先天不足，尽量使控辩双方力量趋于平衡。没有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就不可能有控辩双方的信息交流。公诉人通过证据开示了解到辩护律师所掌握的证据，一方面对不应起诉的可以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减少起诉的失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诉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庭审前的准备。豍而与此同时，辩方在庭前也能充分了解控方的指控证据。控辩双方的力量均衡，就能够从实体上、程序上相互抗衡，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有利于保证案件审判质量 　　如果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缺失，则庭审中控辩双方互施“证据突袭”以致延期审理的现象就会较为常见，审判人员将不同程度地受到控辩双方证据突袭的影响，直接导致裁判结果偏离案件的实体真实，严重影响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然而刑事司法活动实质上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使诉讼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犯罪事实一致。控辩双方在庭前了解对方的证据信息，明确争议的焦点，使庭审中举证质证更加完善，便于法官准确认证并据此做出公正的裁决，保证庭审质量。 　　3.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我国的司法资源十分有限，对抗式庭审所配套的证人出庭、互相交叉询问等规则一旦实行，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短缺和诉讼成本的直线上升。”豎然而，在我国的庭审实践中，控辩双方希望在庭审时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对于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在开庭前一般都“秘而不宣”。大部分情况下，辩方对于控诉方提交证据目录以外的新证据可能因需要准备时间而提出休庭，而证据开示制度可以使控辩双方在开庭前基本做到知己知彼，避免导致案件在审判阶段拖延、中断的因素的滋生，使审判及时、有效地进行。 　　（二）可行性 　　1.立法基础 　　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它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第40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2.理论、实践基础 　　就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的现状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第一，现行法律规定为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开辟了空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扩大表明法律确定了检控方向辩护方开示证据的义务。豏 　　第二，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理论研究为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强化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是增强刑事诉讼民主性的重要途径。在本国相关制度的分析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为我国规范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第三，从控、辩、审三方自身需求来看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就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实际情况看来，辩护方的“证据突袭”是检察官的最大障碍，而检察官的职能又要求其向辩护方开示证据，使司法更加趋于客观公正，法官则要在双方的对抗中发现案件真实，避免诉讼拖延。 　　可以发现，在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有了立法雏形和法理、实践基础，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据开示规则。因此我国未来刑事诉讼立法能够在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建立这一制度，从而使刑事诉讼庭审更加符合诉讼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理念。 　　二、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初步设想 　　“在制度的移植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一是被移植国是否存在需要该制度来解决问题；二是该制度移植后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引发新问题。前者可以说是一个移植的必要性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制度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