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印学史》节选.docVIP

沙孟海《印学史》节选 　　印章很早就有，一般上溯到春秋战国。《双剑移古器物图录》著录安阳出土三件铜玺，标为商代，雖然不是科学发掘所得，其中一颗图案与商代铜器上所铸族徽相似，可能就是商代作品，或者是西周作品。 　　商代甲骨卜辞一般有卜人具名，可以说这批卜人便是最早的篆刻家。但不是印章，不算数。 古代制作印章的人，历史上都没有姓名。三国时代曾有印工杨利、印工宗奍，见《三国志注》。原文是“印工杨利从仲将受法”。《广印人传》读破句，误题“杨利从”，应更正。杨利、宗奍既然是著名印工，他们一定是自篆自铸的专业工作者，这可算真正的篆刻家了。可惜那时只当他们是普通工人，社会上还未把印章铸造看成一门艺术，自然谈不到印学（那时有所谓“相印法”，用法术来占吉凶，纯是迷信的东西，与印学无涉）。 　　中世纪有些封建帝王为了重视国玺，命令当时文学大臣书写玺文，如后唐庄宗命令冯道书写玺文，宋英宗命令欧阳修书写玺文，……刻者是谁，史无明文。冯道、欧阳修只会篆，不会刻。刻的人只会刻，不会篆。今天讲印学史，当然数不到他们。 　　会篆会刻的印学家，应该首先推北宋的米芾。 　　过去讲印学史的，或者认为明代文彭、何震是印学的开山祖师。或者认为元初赵孟頫是第一位印学家。赵孟頫精篆书，擅长印学，特别是细笔朱文印，姿态柔美，比较专门，为后世所推重，称之为“圆朱文”。但未听说他是自己刻的。当时所用印材，一般是铜、玉、牙、角、水晶、黄杨之类，质地坚硬，不易受刀。文人只写不刻，也是常情。世称米芾各印亲镌，我起初不相信。但是米芾讲究篆书是事实。上海博物馆藏《绍兴米贴》，是他篆书代表作。再看米芾自用各印，多数刻划粗拙，与同时代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所用印章刻工完全两样。说他自己动刀，是有理由的。 　　书法、名画的鉴定，盖印作“印验”，唐朝就有。随着宋代“文人画”的兴起，诗、书、画作家踵事增华，逐渐有在名款下加盖印章的风气，既表示郑重，也增加美感。故宫博物馆藏《褚摹兰亭》米芾跋后连用“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七颗印。这种做法，可说是他所独创，以往不曾见过，后世也少有（只有赵孟頫、张风等少数人有过）。米芾所著《书史》、《画史》两书中都曾有几条论到治印与用印问题。如说：“印文须细，圈细与文等。近三馆秘阁之印，文雖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王诜见余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米芾的时代比赵孟頫要早200年，他既能自己篆印，自己刻印，尽管篆法刻法都还粗糙笨拙，我认为应该算他是“筚路蓝缕”的第一辈印学家。 　　与赵孟頫同时的吾丘衍，年纪小于赵孟頫18岁，两人是文字交，很要好。“倒好嬉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赵孟頫做大官，吾丘衍在杭州设私塾教书过活，人品也高。吾丘衍著《学古编》，其中主要部分《三十五举》是最早出世的一部印学的理论指导书。我们从夏溥所写《学古编序》了解到吾丘衍有关治印的事实，如说：“……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提新笔书甚快，写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写，可证也。”又说“……遂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寸印古篆，实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赵吴兴（孟頫）又晚效先生耳。”夏溥只说吾丘衍写印，未说刻印。今天能看到吾丘衍印，恐怕只有杜牧《张好好诗》墨迹后面吾丘衍篆书观款下所押“吾衍私印”、“布衣道士”两颗白文印，纯用汉印体制，肯定是他自篆，但不是自刻。有夏溥的话为证。夏溥推崇吾丘衍说：“寸印古篆，实自先生倡之”，“赵吴兴晚效先生”，可能也是事实。 　　赵孟頫、吾丘衍两人同时，可定为第二辈印学家。 　　第三辈印学家无疑是元末王冕。王冕用花乳石刻印，这一发明，对印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两代印学大发展，与花乳石的应用大有关系。不过王冕仅仅是个浙江诸暨九里山中卖画过活的穷书生，声望不高，对当时文艺界影响不太大。我们从他流传下来的画梅墨迹卷轴中看到他自用各印：“王冕之章”、“王元章”（大小两方）、“元章”、“文王孙”、“姬姓子孙”、“会稽外史”、“方外司马”（或释句曲司马，误）、“会稽佳山水”，皆是白文。“竹斋图书”是朱文。各印拟汉铸凿，无一不佳。“会稽外史”、“方外司马”、“会稽佳山水”三印奏刀从容，意境更高，不仅仅参法汉人，并且有他自己的风格。印学到王冕时代可说已经成熟了。可惜流传不广。王冕的姓名，由于《儒林外史》开头说到他，所以出名，他的印很少人看见过。 　　明代中晚期大名鼎鼎的两位印学家文彭与何震，当然是第四辈印学家了。 　　印学到他们的时代，不但成熟，已开始跨进鼎盛阶段。在我国文艺园地中开出了一朵灿烂的鲜花。文彭年辈较长，后世推崇他为印学的开山祖师，不是偶然的。但文彭治印，起初也是只篆不刻。《印人说》说：“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李文甫镌之。李善雕萐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