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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地，许多人对所谓“东亚模式”产生怀疑，把这次危归结为“东亚模式”的危机，进而全面否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看法具有片面性，会误导对这次金融危机的认识。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台湾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环境，包括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受力差的社会阶层；保护环境。这一报告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是“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其实，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尽一致的，不仅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差异，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均为城市，与当初“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的韩国、中国台湾及印、马、泰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初始条件差别很大；日本更是早在1885年～1919年间已实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就政府的经济作用而言，初始条件有相同之处的香港和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有显著的区别；韩、泰、印尼同为危机比较严重并向IMF申请援助贷款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外贸和外资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远不如东亚其他国家显著，日本、韩国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与东南亚国家和香港也有很大差别。简言之，从实际情况看，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因而也就没有所谓“东亚模式”的危机。 二、东亚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 这此金融危机在开始时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银行体系越稳固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其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问题越多的国家，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在股市暴跌的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日本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破灭后 的持续不景气，以及目前的经济衰退，也同样主要源于其金融体系的缺陷）。那么它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许多计量分析表明，东亚的高速增长与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密切相关；而物质资本积累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组织主要又是金融体系。因此，可以说东亚高速增长的实现离不开其金融体系对储蓄的动员和分配。高速增长时期，以日本为代表的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具有一些显著不同于英美国家的特点，比如：（1）企业更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而不是证券市场融资；（2）企业的负债—资本比率更高；（3）政府对信贷的分配进行指导和控制，而不是主要进行金融机构监管，并且有时保护和补贴银行等金融机构；（4）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如日本的“主银行”体制）；（5）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情况比较普遍（韩国财阀内部企业之间还相互对借款提供担保）。 在可用储蓄较多（因为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或积极利用国外储蓄）、政府以快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情况下，上述体制的主要优点在于有助于“刺激投资”。 同时，东亚金融体系在促进投资方面的优越性并不能掩盖它在其他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是：政府制定脱离实际的产业政策，直接促使所控制的银行为服从于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贷款，带来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银行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一些效益差、负债高、亏损严重的企业能不断得到银行的贷款，这些企业倒闭时拖累与之关系密切的银行陷入困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