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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文献 注意保存】 华夏智库 HUAXIA ZHIKU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 2014年第7期（总第30期）3月25日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鲍宗豪 宋贵伦 当今，大数据伴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发展，正在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把握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变革社会治理的研究方式，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 一、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研究的新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大数据时代要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握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及其新的变革需求。 最早预言大数据时代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在1980的《第三次浪潮》中写到:“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2006年3月英国启动“数据权”运动；2012年3月，奥巴马宣布美国政府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2012年5月29日联合国推出“数据脉动”计划。为此，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和思维的改变》中判断：史无前例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甚至大胆断言：数据洪流将会带来理论的终结，他认为：“面对大规模数据，科学家‘假设、模型、检验’的方法变得过时了”且不说大数据将终结理论，但大数据时代将促使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以下四大新变革： （一）社会治理研究思路的变革 2002年，笔者之一的鲍宗豪教授曾在《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思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以全球化为背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合作，运用交叉学科和过程方法，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难题。 12年以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大数据”给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不仅数字化的书籍、报纸、图片、视频等海量数据需发掘整合、提炼和分析，而且网络泄密、对隐私的侵犯以及各种欺诈、盗窃，影响着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安全、和谐与稳定。以往的基于社会局部“现实”的抽象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少部分人的需求来逻辑推演、预判大多数人的现实与未来需求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思路，是无法破解“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因此，必须变革以往社会治理的思路，将对局部“现实”、少部分人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社会安全，从大数据中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在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需求的过程中，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二）社会治理研究对象的变革 以往的社会治理研究对象主要有二：一是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社会研究。结果，在社会的研究中，又过多地运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或是用某一“社会”解剖的知识来推导、演绎为另一“社会”的治理、建设与发展，以植根于某一特定民族、历史的具体境遇的社会文化来说明与解释另一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很难给人以满意的解答，以至于我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常常可见到“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二是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对社会管理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束缚了社会治理的手脚，另一方面夸大了社会管理的作用。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治理都是大概念、大事情，而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研究“社会”，又要研究“治理”，更要研究“大数据”。一是要研究人们互动、交流、交往过程中不同人群在QQ、微博、微信、以及互联网网络平台上发送的各种图片、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背后人的情感、兴趣、价值观；二是要研究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在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各种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将结构化的数据作纵横比较，从中发现政府社会治理的客观水平及其未来走势，以更有针对性的推进社会治理，以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现代化。 （三）社会治理研究方法的变革 社会治理，着重的是对“社会”的“治理”。以往的研究方法，一是着重于对“社会”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也常常采取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的抽样调查方法采集数据。然而，再好、再合理的抽样方法，反映的总是对局部和部分人群、阶层的研究结果，随机概率、随机偶然性较大，缺乏全面（相对）准确性；二是着重社会治理的比较研究，即比较社会的“治理”条件、特点环境，或是在对听取汇报、座谈调研、问卷调研后的情况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