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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的创作意趣与审美探究 　　【摘 要】以墨为戏，寄兴其中，借画抒情是中国花鸟画创作中的最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千年以来以文人画为主的花鸟画的最大功能。因此，创作之时，画家的创作意趣就显的尤为重要。对画作意境的追求往往即是创作者自身对人生意境的追求。不同的花鸟画作家，虽然同受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对“气韵”的追求，但不同的画家因为自身心境的不同，创作意趣也会对作品的审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探究花鸟画的创作意趣与审美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这二者显而易见的关系，同时也是以“追本溯源”的方式，寻找花鸟画以后发展中不可放弃的精髓。在当今花鸟画创作中崇尚临摹前人而导致“千篇一美”的困境下，重新提倡重视创作意趣，以开拓更为丰富多彩的花鸟画审美类型。 　　【关键词】创作意趣 审美范式 花鸟画传承 　　简析创作意趣 　　花鸟画创作的基础，首先是建立在中国画特有的审美意识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种有高雅的品位和特定的造型意识之上的高水准的技术表达，即通过笔墨语言再现作者心中自然物的意象。因而，通过生平、文字等对历代大师心境的解读，是品赏他们作品的最基本步骤。因为在中国画特有的笔墨妙境的背后，展现的通常是画家玄妙的心境追求。事实上，在历代画论中，也不乏对花鸟画意趣的探讨。清朝李渔曾说道：“趣者，传奇之风致”。明朝屠隆所著的《画笺》也有“画品全法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的说法。所谓风致、物趣、天趣都是中国花鸟画中“意趣”的不同说法。而这些“意趣”显然并非花鸟所自然拥有，而是花鸟在画家心中被重新“观照”之后，因创作者自身心境而产生的不同“意趣”。抛开创作技法而论，花鸟画的创作意趣相当于作品最终的灵魂。因而，一幅上好的艺术作品，从最基本的要求来说，必是能够展现出作者创作意趣的。而以美为追求的绘画，创作意趣往往最终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审美风格。 　　而就花鸟画而言，创作意趣的重要更胜过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与人物画。因为自身题材的限制，花鸟画除在一定阶段“出于‘文明天下，粉饰大化’的需要，反映过皇家与贵族追求吉瑞祥和的趣味[1]”之外，其更大的作用就在让文人能够以墨为戏，直抒性灵。因而创作中画家的意趣与作品最终所呈现的气韵息息相关。这也是文人画在历史上能够成为中国花鸟画主流的主要原因。 　　创作意趣与审美 　　虽然画家的创作意趣对作品的审美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创作意趣对审美却并不是绝对的决定关系。受时代的限制，画家的创作意趣同样受到其所处的时代的影响。 　　1.时代审美对创作意趣的影响 　　传统花鸟画家在学习过程中有“写生”和“临摹”两门必修课，而临摹更受重视。在临摹的过程中，画家不仅按照名家原来的笔法一笔一笔的感受先贤的笔法、用墨、构图等等技巧，更是对此前名家作画时心境的感知的过程。因此，中国花鸟画在传承中，后一辈画家学习的不仅仅是前人的技法，更重要的是其创作意图。审美趋势上千年难变也就成为中国花鸟画的主要特征之一。花鸟画在确立初期虽然就产生了“富贵野逸”两种审美风格，二者在各个朝代各有兴衰。但历代的画作中，却也都脱离不开这两种审美趋势。 　　北宋初立，延承了五代的制度，建立画院。因为统治者的喜爱，画家受时代观念影响以及自身功名诉求，“黄家富贵”在北宋时期一直是花鸟画的主流。自此，浓烈、瑰丽、精致的画风一直是中国花鸟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而徐熙所创立“野逸”的审美取向，虽然在宋初没有成为画坛的主流，但民间依旧拥有爱好者。经苏轼对“士人画”的提倡，以更为注重抒发画家性灵的文人画兴起，将“野逸”一派发展光大。文人画概念的最终确立始于元朝。而融合了儒、道、佛三方哲学的禅宗一直深深影响了中国古典的审美取向。在文人画的创作中，对玄学的喜爱，也自然而然成为主流。如今，对花鸟画作品气韵以及意境的审读，依旧是评判一幅作品高下优劣的主要圭尺。 　　清朝中后期，“海上画派”以金石入画，开创了花鸟画的一个新时代。因而，从民族审美的范畴来说，禅宗所追求的意境之美，画外之美一直影响着画家的创作意趣。而对每一个更具体的时代来说，每一个时代的画风同样影响了当时的画家的创作意趣。 　　2.个人创作意趣对审美影响 　　纵然画家创作意趣受传统与时代影响甚大，但历史上不乏形成自己浓郁画风的画家。个人的世界观、审美偏好以及题材而导致的创作意趣的差异是造成作品不同风格的直接因素。 　　即以同为崇尚金石大写意的海上画派而言，“海派之祖”赵之谦的画作“大多具备造型严谨，细节丰富，构图复杂，处理细腻的风貌[2]”。而虚谷的画风则“于灵动中洋溢着激情而厚重冷逸，取易稚拙朴实[3]”。而相对于虚谷喜欢喜用冷色，赋色清淡不同，吴昌硕在其绘画中也常常“用明亮的色彩赋予简笔花卉以新鲜活力，拥塞单纯而对比强烈[4]”。齐白石因为自身经历缘故，因而在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