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docVIP

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人宗工业原料… 摘 要：明清时期，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人宗工业原料和产品。经由浙东或江西或安徽的三条內地商道和沿海的一条商道，江南与广东福建之间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而且华南与华北之间的商品流通，通常经由江南转输，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人宗商品，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的主体，来自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优势。关键词：江南；广东福建；经济；地域商帮明清时期，江南全国极为的经济区，与全国其它经济区着紧密的，以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极为的地区。明清时期，江南与华南两大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有着发达的造船业。闻名天下的木器制造业，考究的建筑业，工程浩大的海塘等水利设施，木材需要量极为庞大，但当地不产材木，需要从福建等地输入的木材。福建商人每年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1]。福建木材输入江南主要在清代，浙海关的分关嘉兴乍浦镇。道光(乍浦备志)称，在乍浦的进出口商品中，以木、糖、杂货为主，“大约逐年进口税数，木当其五之二，糖及局商所带洋货当其五，其余南来无数杂货当五之二”。乍浦白海盐弄向西直抵关口，有木班厂十余所，木商字号各占厂屋，资本大者一号一厂，小者两三号合为一厂，周围二三里木场，“夏冬两帮木植齐到时．堆积几无隙地”。木货来自福建者之九，来自浙江温州者。来自福建者材质较优，大多系杉木，有长至八九丈者；来自温州者为松板。福建南台镇为木植总所，乍浦木商逐号请人坐庄，在那里置货。木号有置办宁德福安货者，宁德福安两帮商人将木材运输到南台，纳税出口运抵乍浦。江南丝绸棉布生产发达，需用蓝靛、苏木等作染料，所需之靛，主要从外地输入，福靛是；苏木主要来自广东。在江南的汀州商帮主要经营靛青。民国《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谓：“前清嘉、道以前，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据赵志物产云，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此乾隆初年事也。故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汉口等处，于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是说清前期上杭商入主要邻近的浙南地区出产靛青的有利条件，经营靛青业，活跃于全国都会之地，建有县级会馆。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县、上杭县商人，在江南以经营靛青为主。汀州商人于雍正四年在乍浦南门外总管弄始建鄞江会馆，乾隆十四年建成．俗名靛青会馆，靛商皆集于此。乾隆四十年，又重建宫宇，费银万两，数年告竣。上海靛业早就兴起，但乾、嘉时期靛市在乍浦镇，上海则直到道、咸年间据说仍未兴盛，同治以后，靛市十倍于昔，汀州商人联合各地同业靛业公所[2](P371)。江南有着独步海内的刻书印书业、笺纸加工业，却纸张匱乏，需要从福建等地源源输入各色纸张。三藩耿藩作乱时，江南纸价骤长，平定后纸价渐平[3]，说明明清之际福建纸一直供应江南。康熙五十七年，在苏州经营纸业的上杭商人了汀州会馆，反映了闽纸向江南输出的规模。汀州会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一度福建纸商罕至，光绪十三年上杭纸商联合同府永定县(永定原为上杭一)的皮丝烟帮，耗银3000余两重建了会馆。在上海，建宁、汀州二府商人于嘉庆年间建有建汀会馆。由建宁府纸、棕业一直要交货捐来看，建汀商帮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可见江南依赖输入闽纸。据今人调查，地跨长汀、连城、清流和宁化四县的闽西四堡，从明中叶起便以造纸刻书并负贩于天下而闻名于长江以南各地。书商到江南大致往北下闽江，人江西，到九江，沿江而下抵南京、无锡、湖州、苏州和杭州等场，如邹氏和马氏宗族的不少人曾将家乡的书籍纸张贩运到江南[4]。江南人习尚食甜，以糖为佐料，又制作甜食、果饯等，甚至染丝上色也需糖，用糖量巨大。糖由榨取甘蔗汁而成，但江南不产蔗，糖就需要从产糖之地福建、广东输入。闽粤所产糖有乌糖、砂(又作沙)糖和白糖三种，白糖又称糖霜。三藩之乱时，因江西道梗，江南“糖价骤贵”；清廷平定三藩后，“广糖大至”，价格回落[3]。福建、广东糖的输入，直接到江南人的生活。康熙开海后，“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乾隆一朝，广东糖占由乍浦人口糖的三分之二。道光时，有人指出，江南乃至以北数省所需食糖，由闽广洋船运到上海后转卖的[5]。广东糖主要产自潮州府，尤以该府的揭阳、海阳、潮阳、澄海县为最。潮州府之外，僻处海中的琼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