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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正义 　　编者按：清末新政是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场重要改革运动，它的改革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它的推行正值中国面临极其严重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而袁世凯在天津所推行的新政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崛起也和他在天津所推行的新政有很大的关联。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已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仍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拓展的细节和领域。本刊从“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学术研讨会上选取了三篇论文，这几篇论文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对清末新政及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崛起进行了较有新意的论述，希望能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摘 要“北洋”是一个习见名称，然其本义常为历史上之歧义所遮蔽。从北洋源起及至北洋政府时期，构成中国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时段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政体、法制等制度转型的关键期。围绕着北洋语义不难看出一个基本的历史线索：一是北洋从最初的地域义项逐步向官署（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至政府扩展的轨迹；二是以北洋为语义逐步生成的近代性事物和事业的轨迹。 　　关键词北洋，制度转型，近代性事物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4-0003-05 　　“北洋”一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习见名称。①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近年成果较著者有张华腾教授与郭卫东教授。但“北洋”之语义和内涵却颇多歧义，更因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之一段时局变乱，以及革命史观下建构和书写的历史之影响，及至当代，北洋语义而常涉讳忌，竟至于有一闻“北洋”而色变之慨。虽然学界对此已有研究，力求正本清源以梳理其本义与内容，然政治、社会诸多层面浸染既久，积谬成真，当今仍持谬见者所在多多。对于这一习见名词，今日仍在正其名，辨其义，真有恍然如隔世之叹！ 　　一、北洋语义的形成 　　按郭卫东教授的研究，北洋语义源头实为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外人约定五口通商，河北、江南两省，向称南洋、北洋，自后两江总督，为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为北洋通商大臣。”②北洋之谓一转而为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 　　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③ 　　然而，北洋语义之变，万变不离其宗，当有以下几点不容忽略： 　　首先，其地域指称为基本义项。由多元史证可知，历史上的“北洋”泛指中国北方近海的地域海域。即使后起的北洋大臣官职概念同，也是在与南洋大臣遥相对峙中，保持着其地域管辖范围的基本语义。 　　其次，北洋特定语义中包含着从传统宗藩外交向近代外交的历史性转变。郭文指出： 　　北洋大臣的设置是广州外交体制废弛后，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结果，是传统宗藩外交和地方外交到近代外交和中央外交的过渡。① 　　就此而言，其体制性的近代变迁特征十分显然。而且，这一语义体现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指向也很明确：“东洋、西洋与南洋、北洋，可以囊括世界，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②此虽不免戏言之嫌，却也大体不偏离历史之实情。 　　其三，甲午战后，袁世凯编练新军，然袁并不能称“北洋”。北洋大臣是直隶总督的专属，时由荣禄等担任，袁不能越级妄称。小站所练初为“定武军”袁接办后称“新建陆军”，当时并无“北洋新军”称谓，这是后人追溯北洋军阀派系时所附加上的。 　　其四，北洋之义，因地域之称变而为官职及其所辖区域指属，其内容则从外洋而外务，外交而政治、而经济、而文化、而司法，而军事，不一而足。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变迁 　　“中国之有新军，始于北洋”。③然如郭卫东教授所论：“小站练兵时代”，“并无北洋新军的称谓”，时有北洋军称呼，也是泛指北洋大臣荣禄所部（含袁世凯部，但不仅仅是此一部）。只是自袁世凯开府北洋后，北洋势力独大。 　　基于上述分析，当不难体认“北洋”语义虽然在历史变迁中多有异变，但其历史内涵实由时间与空间所规定，亦即在近代“北洋”所指属的时空内发生的重大历史内容，均为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从民初到北伐结束后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约二十来年的由北洋集团主政时期，构成近代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北洋政府时期，其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司法、外交等内容均成为“北洋”所承负的历史内容，而不可仅以“军阀”之一端予以评判。即北洋政府时期，虽有政治变乱、兵燹纷起、政权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