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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性与个体性的融合 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吴 展 良 中国现代史充满了冲突、挫折与起伏，其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也充满了矛盾与疑惑。如何沟通传统的思想与现代社会及文化，是现代中国人必需长期探讨的问题。什么是传统的思想的核心内涵？什么又是现代社会与文化？针对这个问题，钱宾四先生曾经非常精辟、非常深入地指出中西文化与思想的根本特质。钱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灵，有一种较重视整体的倾向，近代西方则有偏重个体的倾向。这番话讲得非常精辟。举凡中西人生的内外生活的各方面所偏重，几乎都可以用这番话来概括。钱先生又曾说，并不是中国人不重视个体，西洋不重视整体，只是文化有一个比较偏重的方向，而中国人比较偏重整体，西方人则较重个体。他所指的是大传统，一个文化的主要的倾向。本文将本于这个观点来分析中西传统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中不免加入不少个人的诠释，错误之处，应由我来负责。 从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来看，中国人最重视的是「仁」，仁是礼与义的根本。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厚意，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厚意建立起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不仅对社会、对人类，还要包括大自然，所谓民胞物与而赞天地之化育。古人论仁首重孝，从孝心一路扩充出去，仁爱及于乡里、社会与国家、天下。仁与孝是中国心灵的中心价值。表现在实际生活上，中国人以家庭、家族为重，重视孝友睦渊仁恤，重视敦亲睦邻，重视整个宗族、小区并进一步讲求忠君爱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典范：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都从这个价值取向而来。相形之下，西方现代人生的个人及个性主义倾向则非常重。人生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为了个人与个性的完成，以个人与个性的完成作为人生终极的价值。与此冲突的，如果是婚姻遭遇困难则往往离异，如与社会发生冲突，则仍应坚持自己的基本权利与个人特质。较不强调为了亲人、家庭与社会牺牲自己。 不仅在人生价值，乃至在宇宙人生观的各方面，中西方的思想都明显有一偏于整体、一偏于个体的倾向。这二种相当不同的态度或取向的基本成因是什么？其本质特性为何？必须透过历史学的考察，才能明白。中国人重视整体性的成因，从现代学术的观点来看，不仅要考虑其思想上的起源，尚需考虑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宗教的背景。 首先来看远古时代中国区域内人类的心灵状态。考古人类学家认为，远古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属于一种「亚非萨蛮教」。其世界观的特质是万物有灵论，并且相信人与万物是可以交通乃至转化。人、物、天地乃至草木石头，一切东西均可相通乃至转化，这已经指向一种整体观。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远古的整体观同时蕴藏在氏族化的社会生活中。学者公认古代中国社会的氏族性一直非常强大，早在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如此，夏代大抵亦然，商代更是一个受氏宗教与氏族政治支配的文化，而周代的封建则本乎扩大的氏族伦理。古代重视氏族与重视祖先，视生者死与者一体的态度，一直保留在中国社会。直到近现代，氏族与家族始终是中国人整体观的重要支柱。 氏族文化在周代有了飞跃的发展，而发展出一种成熟的世界观。周初人将氏族的整体观扩大到天的层面，跨越了个别的氏族，而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这使得周代早期成为中华文化之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周人认为以前夏朝的人，曾经有德与天命，失其德而后商朝兴。商朝人曾经有其德与天命，失其德，同样失其天命，于是周朝人代兴。周朝人在氏族之上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天与天命的概念，于是每一个人不仅属于自己的氏族，而必须认识到在自己的族群之上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天。周朝人认为文王因为盛德，所以得了天命，周人才能作天下的领导。可是他们承认其它各族也都有它的地位与意义（故曰：「存亡国继绝祀」），在普遍的天的概念之下，将异族与异文化融合起来。从这个中心信念所发展出来的周文化，是后来整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源头。它所强调的天命与德性、亲亲与尊尊的观念，乃至于所谓分位的观念，综合起来成为一种整体论式的世界观。在这整体里面，大家（各族、各国）都是天的子民，可是各有其位分，共同完成一个世界的秩序。相应于伟大封建王国的建立，周朝人也同完成一个伟大的世界观，这是中国式整体观第一步的完成。 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将周公制礼作乐的精义提炼出来，并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孔子思想最重要的是指出仁与礼的意义。在孔子的诠释里，政治与教化的完成均根源于人对人所本有的温情厚意，即所谓仁。本乎人心而有人事，大家都爱护与维持整体的福祉，才有所谓礼。在孔子所指出的整体情感与秩序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人均有其位分，而得到养护与安顿。仁与礼，正是这个世界秩序与人生意义的关键。 古代原始宗教的整体观以及初民氏族化的整体性倾向，首先扩展到封建式的世界秩序，而后再由孔子提出此世界秩序的核心价值（仁与礼），于是传统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秩序得以确立，人生的意义和位分亦得以清楚界定，中国文化重视整体性的取向于此完成。尔后虽有继续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