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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代理成本、银行监督与制度环境 　　摘要：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制度环境对债权银行实施监督的途径和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的制度环境有助于银行通过事前监督来有效地约束经理人代理成本，但还不能在事中（后）监督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债权治理效应的强化应当以制度的完善为根本。 　　关键词：代理成本 银行监督 制度环境 　　一、引言 　　财务学主流理论认为，债务是一种能够有助于缓解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激励、约束经理人，克服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企业价值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债务要发挥治理作用，必须通过主体即债务人或债权人的行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债务治理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债务人（经理人）主动约束其代理成本，二是债权人积极监督。债务对经理人层面发挥治理作用，那么就意味着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减少，这种减少是源于经理人主动的自我约束还是源于债权人的监督，取决于外部的制度环境。因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作为两个利益主体，其责、权、利是由相应的制度作出安排的，制度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一方面影响债务人对已有安排的预期，同时也关系到债权人监督的积极性，进而直接影响债务治理机制的有效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约束政府行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法律规章的陆续颁布与实施，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对债务治理的理论探讨才更具现实意义，这方面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大多认为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债务软约束的问题，即债务治理无效。然而从已有的这类文献中我们发现：在研究对象上，大多是以债务人内部的主动治理为对象，却较少关注来自债权银行外部监督而产生的治理效应；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是静态的视角，却忽略了实践中债权银行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不同阶段的动态效应；在结论解释上，大多将债务治理的无效性归因于现有制度的缺陷（如产权不明晰、破产制度不完善等），却没有明确制度因素的作用途径与效果。基于此，本文拟从动态的视角，考察制度环境对债权银行监督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一 ）经理人代理成本的约束 La Porta等（2000）指出，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是划分不同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在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能够使经理人经营管理不善的法律后果，即破产或重组惩罚以及相应的职业生涯危机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于是企业经理人在约束自身的代理成本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特征，然而在以德日为代表的民法法系国家，经理人自我约束的制度激励较弱，来自债权人的监督作用因此而得以强化。Diamond（1984）、Williamson（1986）、Leland 和Pyle（1977）等的研究证实了银行作为债权人的监督作用，认为由于银行在获取与处理信息方面的专业化，并且能够享受监督的专业化收益，因而具有监督的成本优势和激励，是一个有效率的监督者。我国影响企业经理人预期的相关制度，特别是破产制度与经理人市场制度无论在成文法还是执法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2007年实施的新《破产法》尽管在立法上对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护有所加强，但在实践中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我国证券市场上一直存在着许多准破产公司，但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进入破产程序，而是得到了各种形式的重整。何旭强和周业安（2006）认为这说明我国破产制度不能起到优胜劣汰的过滤装置功能，容易形成上市公司永不破产的社会心理和普遍预期。再加之我国有效的经理人市场还没有形成，目前企业经理人依然缺乏主动约束自身代理成本的制度激励。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银行的外部制度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具体来讲，《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赋予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不受政府干预的权力，而随后贷款规模的取消以及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则进一步强化了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修改后的《合同法》更加强调平等、自愿、诚信，在保障债权人权利方面发挥基础而重要的作用；以《公司法》为代表的一系列信息披露制度的持续加强，保障了银行能够较容易地及时获得债务人的相关真实信息，大大降低了信息上的不对称；《担保法》通过设定担保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了债权最大程度的实现，使得担保贷款成为银行最重要的贷款方式；以人民银行牵头建立的征信系统则进一步增强了银行对借款人的甄别与评价功能。当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成为银行的经营原则时，银行便具备了监督的动力；而相关的合同制度、信息制度、担保制度、信用制度等成文法的建立与完善则为银行实施监督提供了条件。所以，在代理成本约束这一问题上，来自银行的外部监督应受到关注。 　　（ 二 ）银行监督作用的实现 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学者比较透彻地分析了银行监督在日德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优势作用。青木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