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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减负乃税改核心 　　企业税负与国运的兴衰，从来都是正相关的。但是，狭义的税负，也就是仅仅包含纳税者货币损失与经济福利牺牲之税负轻重，与国运的兴衰却不是绝对的正相关。质言之，狭义的税负并不是税制优劣的关键要素，唯有“谁同意”的广义税负，才是税制优劣的关键要素。从企业税负轻重，无疑可以预知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税改真正的方向与目标。 　　遗憾的是，就中国企业税负而言，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其现状都令人十分忧虑。主要表现在各界对“税负”及其中国企业税负内涵的认识上还存在诸多误区，无法透过企业税负的真实轻重，探寻并认定现行税制的薄弱环节，自然也就无法选择富于实际可操作性的税改目标与方向，从而导致中国税改方向的迷失，现实对策的无的放矢，以及具体策略选择上的犹豫徘徊。 “税负”轻重关乎国运 　　第一，税负轻重折射企业创获财富的生存竞争力。这是因为，税负轻重一般会影响企业的直接可支配货币总量、融资手段、股利分配方式，以及税法遵从度等等，进而直接影响企业创获财富的生存竞争力。 　　第二，税负轻重折射企业创获财富的首创精神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税负作为国民与国家就公共产品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活动结果的主客观体验，作为法定契约的税法约定方式，比如是平等自愿的，还是不平等强制的，在货币损失与经济福利牺牲同等数量的前提下，纳税者的主观轻重感受是不一样的。越是平等自愿，税负感觉会越轻；越是不平等强制，税负感觉会越重。 　　第三，税负轻重是判定税制优劣的金标准。全面科学的税负轻重评价标准，不仅折射着一种税制征税的数量深度，而且折射着一种税制征税的质量方式。因此，税负轻重是判定税制优劣的金标准。既可借此判定一个税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大小与多少，也可判定一个税制契约缔结、履行方式的文明程度，以及一个税制契约内容的公正与否。税负轻重，不过是法定税率及其约定方式的主客观感受而已。 　　简而言之，税负轻重直接关乎国运的兴衰，关乎“中国梦”的实现。古今中外的税收发展史也一再表明，税负轻重与国运的兴衰紧密相关。税负越轻，国运就会兴旺；税负越重，国运就会逐渐衰弱。 科学界定“税负” 　　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各界对“税负”的内涵并未达成共识，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税负”内涵的理解太过狭隘，仅仅把“税负”理解为纳税者的一种物质性的货币损失，或者经济福利的牺牲。事实上，这种对“税负”内涵的理解，是片面、有明显缺陷的，是见物不见人，以“物”为本的。因此开出的税改方案，注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满足于税制枝节性要素的修修补补，很难不“拘于一时之弊”，更难“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第二，更为狭隘的是，以为“税负”仅仅是指纳税者的税款损失，也就是指税收收入――交给税务机关的税款损失，排除了政府所有的非税收入，诸如制度外收入等等。众所周知，由于宏观税负分为窄口径的、中口径的与宽口径的。因此实践中，争论双方就各取所需式，都很振振有辞。危害在于，导致征、纳税者之间共识与情感的撕裂，不断侵蚀和动摇社会共同体的生活秩序与基础。 　　第三，更遗憾的是，常识告诉我们，纳税者“税负”除物质性的货币损失，或者经济福利的牺牲之外，还应该包括纳税者的精神、心理性的损失与牺牲。比如纳税者人格心理方面的损失与牺牲，包括纳税者主体自由、尊严等权利地位的被尊重等等。 　　而纳税者这些精神性的损失，相对于物质性的损失与牺牲，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前提性的，最高的，是体现“以人为本”治国理念，贯彻社会主义“人道自由、公正平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所在，直接关系着纳税者创获物质财富之创造性潜能的发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由此可见，全面科学界定“税负”的内涵，寻找转型中国的税改共识，应是逻辑的前提。全面科学的“税负”内涵，既应包括纳税者物质类的损失与牺牲，也包括精神心理类的损失与牺牲。而且，“税负”既有共同的，也有特定的；既有绝对性的，也有相对性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和税收一样，“税负”也是一种“必要的恶”。有国家就有税收，有税收就有国家。直言之，唯有在此达成共识，才可能为全面深化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与精神护佑。 　　我个人以为，衡量一个地区税负轻重或税负痛苦指数=（1-税权执掌人数/区域总人数）*（直接税总收入/间接税总收入）*（1-用之于民税款/取之于民税款）*“税负痛苦指数”（福布斯计算方法）。税负越轻“税痛”越小，区域企业发展竞争力越大，后劲越足，税制越容易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与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相反，税负越重“税痛”越大，区域企业发展竞争力就越小，后劲就越弱，税制就越容易最大限度地消减全社会与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中国企业税负很重 　　第一，仅就“税负”是企业纳税者的一种物质性货币损失与牺牲而言，中国企业的税负已经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