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研究(江汉学术）.docVIP

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研究 ——以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群体为研究对象 颜志文(本文发表在《江汉学术》2014.6) （三明市教育局 教育志编撰委员会，福建 365000） 摘要：通过对民国福建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群体进行典型性研究。可以得出：首先获奖学生父辈或在他们青少年时已去世，或是失业，或是从事低声望的职业。即都属于社会底层人士。而获奖学生从事的职业或是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或是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即都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换言之，民国福建社会存在剧烈的“代际流动。其次教会中学设立奖学金为获奖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提供的平台，而政府设立大学奖学金则在获奖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中扮演的父亲角色，获奖学生通过海外留学成功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即基督教会与政府所设立各种奖学金对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起推动作用。 关键词：奖学金；民国；福建；代际流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前言 “代际流动”是指同一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动。而社会地位的标志是财富、权力和声望，其有赖于职业。换言之职业有别，社会地位亦不同。目前学界对“代际流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从社会学角度，对当代社会“代际流动”研究是学界研究的主流。其不仅有考察当代社会“代际流动”趋势论著，如陆学艺先生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1］；更有注重如何推动当代社会“代际流动”措施的论文，如祝建华先生的《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低保家庭子女补贴制度设计》［2］。其次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代际流动”代表作有：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3］、林上洪《母亲受教育情况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分析》［4］等文章是主要探究科举制对中国传统社会“代际流动”影响。杨豪《革命场域下的社会流动实证研究》［5］则是以1937—1949年冀中乡村为例，探究中共革命场域下的社会流动。孙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6］主要依据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一般资本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力图揭示改革开放前后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机制。然而迄今为止，对于民国社会“代际流动”研究并不多见。 而1933.1福建省教育厅进行第一届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招考，到1937年共招考6届72名。［7］笔者以72位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 (下文简称获奖学生)为研究对象①，对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进行典型性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首先由于获奖学生父子两代人从事职业在等级上存在差异，换言之，民国福建社会存在“代际流动”。其次基督教会与政府所设立各种奖学金对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起推动作用 福建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的‘代际流动’ 1、获奖学生父辈的职业 关于获奖学生父辈的职业，1～4届的仅有零星的文字记载。福建省档案馆现存有第五、六届《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申请表》，其对第五、六届获奖学生保护人职业有详细记载。而1930年福建教育厅对福建省省立中学学生父辈职业作统计。据此笔者编撰《第五、六届获奖学生保护人职业与福建省省立中学中学生（1930年）父辈职业比较一览表》 表1：《获奖学生保护人职业与福建省省立中学学生家长职业比较一览表》 职业 工 农 不详 其他 失业 医 政 军 学 商 总计 获奖学生 人数 4 1 0 1 13 2 2 0 3 3 29 比例% 16 3 0 3 45 7 7 0 10 10 100 省立中学% 3.2 12.1 0.4 5.3 0.74 2.3 9.4 2.3 27.9 36.3 1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福建省教育厅《福建教育统计》［M］福州：福建省教育厅 民国21年 P8） 父亲去世。 就表1数据而言，存在两个反常现象。其一是获奖学生保护人职业与省立中学学生父辈职业比例最接近的是政府官员，分别是7%、 9.4%。其二有7%获奖学生保护人从事医学，而省立中学学生父辈从事医学工作比例仅为2.3%。对此，应如何解释？获奖学生蓝仲雄（第五届）、周芝圃（第五届）保护人是政府官员。但二人与保护人的关系均是兄长。换言之，二人的父辈已殁，其兄代父职。而从事医学工作的获奖学生保护人亦有类似现象。如获奖学生梁景明（第五届）的保护人梁淑如，其职业是护士；而梁景明与梁淑如的关系是母子，即梁景明父亲已殁。就五、六两届获奖学生而言，有14位获奖学生丧父，占总数的48%；而其中7人是父母双亡。［8］这种状况在1—4届获奖学生也存在。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第一届），其父亲高哲善先生是美以美教会牧师，曾任福建神学院监学（执行校长），其社会地位较高。后因食物中毒去世。其母亲郭氏只得带着全家回到福建平潭的老家。在高名凯年仅13 岁时，母亲郭氏又病逝，因此高名凯“幼年丧失父母，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