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自主性和科学性.docVIP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发给（当代传播）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自主性和科学性 段京肃 任亚肃( 【内容提要】在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充斥大量对方针政策的宣扬、诠释和歌颂，真正能给人思考、启迪的成果极少。缺少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自主性和科学性，严重制约了我国新闻传播学水平的提高。确立学科研究的独立性，寻找学科研究的本体，严格学科研究的规范，恢复学科研究的尊严，已经刻不容缓了。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研究 客观性 自主性 科学性 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似乎已经不是问题了，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的却又不是那么简单。国外有学者就明确说过“社会学更是一门伪科学”，国内有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坦言：“近十年来，学术界之浮躁、失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浮躁和失范已经引起社会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社会作用的质疑。以划归社会科学范围中的新闻传播学来说，在20多年前我国就有过“新闻无学”的争论，多年努力的结果是在90年代终于由国家权力机构将“新闻传播学”列入了“科学”的范围。一时间皆大欢喜，新闻传播学研究界一片欢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春天来到了，办杂志、出专著、写论文、建专业、招硕士招博士、申请“国家课题”，有人明确提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要为新闻传播的现实服务，要尽快拿出“管用的”研究成果，可是结果如何呢？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则，并不在世界其他国家通行的轨道上。虽有人说“社会科学的目标是预测与控制人类行为，”但像米尔斯一样，我们不指望社会科学研究有如此乐观的前景。反观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显见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在蓬勃发展的大众传播领域特别是新闻传播领域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事物基本上不是被我们的学术界研究出来的，新闻传播学理论把握新闻传播现实的能力不断受到质疑。在所谓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充斥大量为官方不断出台的各种方针政策的宣扬、诠释、歌颂的所谓课题、项目、成果，真正能给人以启迪、真正能引导人思考的“科学成果”又在那里。在新闻传播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中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新闻传播学是否为真正的科学表示疑问。根据CSSCI的统计数字，在2000年到2006年的七年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20多个一级学科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被其他学科研究的引用率是最低的。而同期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引用却是很高的。在同其他学科的学者们进行面对面交流时，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们常常会表现出一种下意识的不自信，缺乏学科研究应有的尊严。凌斌在引用CSSCI数据对改革开放30年学术影响力著作前100名的排序中发现，属于当代学者原创的著作只有15部，“这些著作大都为社会科学研究作品，其中法学最多，共7部；其次经济学3部，社会学和心理学各1部。”其中根本看不到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影子。自认为能够解决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特别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到底怎么了？ 一、新闻传播学与政治、政策和领导人意志——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起点在哪里？ 在中国始终存在的新闻传播学同政治、同政党、同政府、同掌权的领导人个人之间那扯不清的关系，对这门学科的研究所应该具备的客观性、中立性、自主性和科学性造成的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学术渊源关系上，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是分别在20世纪初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的，它们都是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向西方开放的结果。但后来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却走的是与西方新闻传播学不同的道路。据黄旦论证,在西方“新闻教育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新闻学研究是和报刊职业化或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相伴相生,甚至新闻学思想以及研究实际上就是新闻实践的职业化或专业主义的反映。”但在中国，新闻学引进后不久就面临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军事、社会全方位的大动荡、大分化的现实。无论是专制保守的封建统治集团，还是鼓吹改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乃至后来致力于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者，都将新闻传播媒介视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手段、工具。如毛泽东早在1925年就明确提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期间虽然也有怀抱职业理想的少数新闻人曾经致力新闻传播媒介“社会公器”功能的追求，如“大公报的崛起，是中国资产阶级报业试图成为‘第四权力’的较有成效的尝试。”但在强大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屈从于特定的利益集团以求自保，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仍“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作为新闻传播实践抽象和规律总结的新闻学研究自然也就无法跳出这一局限。在1949年以后国家的发展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又被拖入了几十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新闻媒介被明确定位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习惯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政治家们始